工業革命找出新方法來進行能量轉換和商品生產，於是人類對於周遭生態系的依賴大減。結果就是人類開始砍伐森林、抽乾沼澤、築壩擋河、與海爭地，再鋪上總長數萬公里的鐵路，興建摩天大都會。世界愈來愈被塑造成適合智人需求的模樣，但其他物種的棲地就遭到破壞，讓牠們迅速滅絕。地球曾經是一片藍天綠地，但現在已經成了混凝土和塑膠構成的商場。
今天，地球上住著大約七十億的智人。如果把所有人放上一個大磅秤，總重量約達三億噸。另外，如果把所有家禽家畜（牛、豬、羊、雞等等）也放在另一個更大的磅秤上，總重更足足達到七億噸。但相對的，如果把所有還倖存的大型野生動物（包括豪豬、企鵝、大象和鯨等等）也拿來秤，總重量已經不到一億噸。我們在童書、各種影像和電視上還是常常看到長頸鹿、狼和黑猩猩，但在現實世界裡，這些物種都已所剩無幾。
全球大概只剩下八萬隻長頸鹿，但牛有十五億；灰狼只剩二十萬隻，但狗有四億；黑猩猩只剩二十五萬隻，相比之下，人有七十億。可見，人類真的已經稱霸全球。
然而，生態環境惡化並不代表就是資源短缺。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提過，人類能用的資源其實不斷增加，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還會繼續。正因如此，那些關於資源短缺的末日預言，很可能並不會成真。但與此相反，生態環境的惡化卻是太有憑有據了 ，如假包換。在我們的未來，很可能會看到智人坐擁各種新原料和新能源，但同時摧毀了剩下的自然棲地，讓大多數其他物種走向滅亡。
事實上，這場生態危機甚至也可能危及智人本身的生存。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汙染猖獗，使得地球對於人類來說 ，也愈來愈不宜居住，未來很可能看到人類必須與自己引發的自然災害，不斷拉扯較勁。而隨著智人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對抗大自然，壓制整個生態系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和衝動，就可能引發愈來愈多無法預期的危險副作用。到了那個時候，可能就得用更激烈的手法，才能操控生態系，但也就會引起更大的混亂。
很多人稱呼這是「大自然的毀滅」。然而，這其實並不能算是「毀滅」，而只是「改變」。大自然是無法「毀滅」的。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巨大隕石讓恐龍滅絕，但卻為哺乳動物開啟了一條康莊大道。今天，人類正在讓許多物種滅絕，甚至可能讓自己滅絕。但即使如此，還是有某些生物過得生龍活虎。舉例來說，老鼠和蟑螂可說是正在全盛時期。如果今天發生核災，讓世界末日降臨，這些頑強的動物很有可能就會從悶燒的廢墟裡爬出來，準備好繼續將自己的DNA傳給千代萬代。或許，六千五百萬年以後，會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懷感激的回顧人類造成的這場災難，就像我們現在感謝那顆殺死恐龍的巨大隕石一般 。
但不論如何，現在討論人類滅絕還是為時過早。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人口成長正處於前所未有的高峰。在1700年，全球有將近7億人。在1800年，只增加到9.5億人。但是到了1900年，人口翻漲將近一倍，來到16億。而到了20 00年，更是又翻了兩番，來到60億。接著到了2012年10月底，已經堂堂邁過70億。
雖然智人愈來愈不受大自然的擺布，但卻愈來愈受到現代產業和政府的支配。工業革命帶來許多社會改造的實驗性做法，而各種改變人類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事件，更是多不勝數。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將過去傳統農業社會的時間節奏，替換成工業社會一致且精確的時間概念。
傳統農業看的是大自然的時間週期、作物的生長情況。當時多數社會都無法準確測量時間，而且也對這件事沒有多大興趣。畢竟當時沒有手錶、沒有時刻表，重要的是太陽的運行、植物的生長週期。當時沒有人人統一的工作日，而且在不同季節的生活習慣也有極大不同。農業社會的人知道太陽該在天上哪個位置，會焦急的等待雨季和收穫季的徵兆，但是「小時」的概念就不在他們心裡，而「年份」的概念更是於他們如浮雲。如果有人穿越時空來到中世紀的村莊，問當地人「今年是哪一年？」，當地人除了會覺得這個人衣著古怪，可能還覺得，會問這個應該是腦筋有點問題。
與中世紀農民和鞋匠相比，現代工業對太陽或季節可說是完全不在乎，更重視的是要追求精確和一致。舉例來說，在中世紀的鞋店裡，每個鞋匠都是從鞋底到鞋扣一手包辦。如果某個鞋匠上班遲到，完全不會影響到別人的工作。但如果是在現代的製鞋生產線，每個工人面對的機器都只負責鞋子的一小部分，完成後再交給下一臺機器。假設其中某臺機器的工人睡過頭，整條生產線就得停擺。為了避免這種災難發生，每個人都得嚴格遵守確切共同的時刻表。每個工人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開始上班。不管餓了沒，都要在同樣的時間午休吃飯。等到換班哨音一響，所有人都得下班回家，不管手上的事情做完了沒。
工業革命不僅為人類帶來了時刻表和生產線的概念，更將這些概念推廣到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當中。就在工廠用時刻表規範勞工行為之後不久，學校也開始採用了這一套，接著醫院、政府機關，甚至雜貨店也行禮如儀。就算那些沒有生產線和機器的地方，時刻表也成了王道。畢竟，假設工廠是下午5點下班放人，當地的酒吧難道不是應該抓個5點02分開門營業最為恰當？
這套時刻表系統的推廣，公共運輸是關鍵。如果工人得在8點整準時上工，火車或公車就一定得在7點55分抵達工廠大門。晚了幾分鐘，就可能使產量減少，甚至讓那些不幸遲到的人遭到裁員。在1784年， 英國首次出現公布時刻表的馬車載運服務，只列出了幾點幾分出發，而沒有列出幾點幾分抵達。當時，英國每個大城小鎮都有不同的時間，與倫敦時間可能有半小時的落差。倫敦正午12點整的時候，可能在利物浦是12點20 分，而在坎特伯里還只是11點50分。由於當時沒有電話、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也沒有特快列車，所以沒人知道這些時間不同。而且，又何必在意呢？
英國的第一條商業鐵路於1830年正式啟用，連結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十年後，終於首次公布火車時刻表。因為火車的速度比傳統馬車快上太多，所以各地時間的微小差異，就造成了巨大的困擾。1847年，英國各家火車業者齊聚一堂，研擬統一協定所有火車時刻表，一概以格林威治天文臺的時間為準，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當地時間。在火車業者開了頭之後，愈來愈多機構跟進這股風潮。最後在1880年，英國政府邁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規定全英國的時刻表都必須以格林威治時間為準。 這是史上第一次有國家採取了全國統一的時間，要求人民依據人工的時鐘來過生活，而不是依據當地的日升日落週期。
從這個小小的出發點，後來發展出全球性的時刻表網路，全球同步的誤差不到一秒鐘。而在廣播媒體上場之後（先是電臺，後來則是電視），一方面這些機構也進入了時刻表的世界，一方面更成了主要的執行者和傳播者。電臺廣播最早的內容之一，就是報時用的訊號，透過嗶嗶聲，讓偏遠地區的居民或海上的船舶都能據以調整時鐘。後來， 電臺也發展出每小時播報新聞的習慣。直到現在，新聞廣播開頭的第一條仍然是現在時間，就算戰爭爆發也得放在後面再報。
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播送到納粹占領下的歐洲地區，而每段新聞廣播的開頭，就是大笨鐘報時鐘聲的現場直播， 可以說正是自由的鐘聲。不過，有些天才的德國物理學家居然找出一套方法，只要靠著鐘聲在廣播中的微小差異，就能判斷倫敦當時的天氣。對德國空軍來說，這可是珍貴無比的戰事情報。等到英國祕密情報局也發現了這一點， 就不再採用現場直播了，而用一組錄音來取代。
為了讓時刻表這套網路能夠運作順暢，開始四處都能見到價格便宜但運行精準的攜帶式時鐘。當時如果是在中東或南美，頂多可能只有幾個日晷。而在歐洲中世紀的城鎮裡，通常是全城共用一個時鐘：在城鎮的中央廣場建起一座高塔，上面就有個巨大的時鐘。這些塔鐘幾乎從來沒有準過，但既然城裡也沒有其他的鐘，似乎也就沒什麼關係。而到了現在，任何一個有錢人家的家裡，計時裝置的數量，很可能就遠遠超過某個中世紀國家全國上下。現在想知道時間，可以看一下腕上的手錶、瞄一眼你的手機、瞧一下床邊的鬧鐘、盯一下廚房的掛鐘、瞟一眼微波爐上的時間、瞥一下你的電視機或DVD機，甚至電腦上的工作列都會告訴你現在幾點。想要不知道現在幾點，還真是得刻意花上一點功夫才行。
一般人每天會看上幾十次時間，原因就在於現代似乎一切都得按時完成。鬧鐘早上7點把我們叫醒，我們用不多不少的50秒加熱冷凍貝果，刷牙刷個3分鐘、直到電動牙刷發出嗶聲，我們要趕7點40分的火車上班；下班後，在健身房的跑步機跑到嗶聲告訴我們30分鐘計時已到；晚上7點坐在電視前看最喜歡的節目，中間每隔10分鐘，還被每秒好幾萬元的廣告打斷。就算精神崩潰去找心理醫師，他聽你發牢騷的診療時間，也是一節標準50分鐘。
工業革命讓人類社會起了數十種重大的變化，採用工業化的時間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值得注意的項目還包括都市化、傳統農民的老化凋零、工業無產階級興起、對平民百姓的賦權、民主化、 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權社會的解體。
然而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社會革命：家族和地方社群崩潰，改由國家和市場取而代之。據我們目前所知，人類在一百多萬年前即生活在小型、互動密切的社群之中，社群成員大多數都是親戚。認知革命和農業革命並沒有改變這一點，只是讓不同的家族和地方社群結合，形成部落、城市、王國和帝國，但家族和地方社群仍然是所有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結構單位。但後來，工業革命不過花了短短兩世紀左右，就把這些單位粉碎成了原子。許多過去的家族功能和地方社群功能，現在都被國家和市場取代了。
在工業革命之前，多數人的日常生活都不脫三大傳統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當地的密切社群。 大多數人在家族企業工作（例如家族的農場，或是家族經營的工作坊 ），或者也可能在鄰居的家族企業工作。這時的家族除了家庭功能，還要兼顧福利制度、衛生體系、教育體系、建築產業、勞工工會、退休基金、保險公司、新聞媒體、銀行、甚至警察等等的功能。
有人病了，由家庭來照顧。有人老了，由家庭來撫養， 而子女就是最好的退休基金。有人過世，孤兒就由家族其他成員照顧。有人想蓋小屋，家族提供人力。有人想開公司，家族提供資金。有人想結婚，家族也會審核，看看對象是不是門當戶對。如果和鄰居發生衝突，要吵架也有家族裡的人助陣。然而，如果病情太嚴重，家庭或家族無法處理，或是新公司需要的資金太龐大，或是鄰里爭吵已經到了要變成械鬥的地步，地方上的社群就會介入。
地方社群介入時，依據的是當地的傳統、以及有來有往的互助原則，常常會和自由市場的供需法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像是在傳統的中世紀社會，如果鄰居需要我幫忙蓋屋子或是放羊，我並不會認為他應該付錢，而是在我有需要的時候，再還我這份人情就好。同時，當地的領主可能會叫我們全村的人去幫他蓋堡壘，但他也是一毛不付，而是在出現盜賊或野蠻人的時候，提供保護。雖然在這些村莊裡有許許多多的交易，但多半都不是金錢往來。雖然市場機制已經存在，但十分有限。雖然可以購買罕見的香料、布匹和工具，或是聘請律師和醫師提供服務，但一般而言，常用產品和服務會出現在市場上的不到一成，多數還是由家族和地方社群提供。
另外，王國和帝國會負責某些重要功能，像是發動戰爭、修建道路、建築城堡。而為了這些目的，國王會徵稅，偶爾也會召募士兵和工人。但除了少數例外，王國或帝國通常不會干涉家族和地方社群內的事務。而且，就算真想干涉，成效也十分有限。因為傳統的農業經濟很少有多餘的食物，能夠養活大量政府官員、警察、社會工作者、教師和醫師等等。因此，大多數政權並不會發展出大規模的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這些事情都還是留給家族和地方社群處理。就算在極少數情況下，統治者試圖干預農民的日常生活（像是秦帝國的連坐法），靠的也是以家族中的長輩或地方社群的耆老，做為政權代理人。
甚至有些時候，因為地處偏遠的社群交通不便、通信困難，許多王國乾脆直接將稅收和暴力懲戒這些王室基本特權，都下放給當地。舉例來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就並未維持大批帝國警力，而是允許地方家族彼此私刑伺候。如果我的堂兄殺了人， 受害人的哥哥可能就會殺了我，做為報復。而只要暴力行徑不要過度擴大，不論是伊斯坦堡的蘇丹，甚至各省的帕夏（pasha，相當於省長），都會睜一眼閉一眼。
至於在中國的明朝（1368-1644），這個帝國採行「里甲」制度。十戶為「 甲」，一百一十戶為「里」。里甲制設有里長、甲首，負責維護地方治安、分配繇役、按丁納稅，而無須由帝國直接管理。從帝國的角度來看，這種里甲制度十分有利，帝國不需要自己養著成千上萬的官員稅吏，而是交給地方賢達來監督各個家族的生活。里長甲首不但瞭解地方上的風土人情，常常也能讓稅務運作順暢，無需國家軍隊介入。
很多時候，王國和帝國就像是收取保護費的黑道團體。國王就是黑道大哥，收了保護費就得罩著自己的人民，不受附近其他黑道團體或當地小混混騷擾。除此之外，其實也沒什麼功用。
然而，生活在家族和地方社群的懷抱裡，並不如想像中理想，甚至差得遠了。家族和地方社群對成員的限制壓迫，絕不下於現代國家和市場，這些家族和地方社群內部常常充滿緊張和暴力，而且成員別無選擇 。在1750年左右，如果一個人失去家族和地方社群的保護，幾乎必死無疑，不僅沒有工作、沒有教育，生病痛苦時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沒有人會借他錢，出了問題也沒人保護。畢竟，當時沒有警察、沒有社工，也沒有強制性的義務教育。為了求生，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形，當時的人就得盡快尋找願意接納他的其他家庭或地方社群。離開原生家族的男孩女孩，最好的情況大概就是找到新的家族做幫傭；而最糟的情況，就是被迫從軍或淪入風塵。
但過去兩世紀間可說是風雲變色。工業革命讓市場取得強大的新力量，讓國家有了新的通訊和交通工具，更讓政府有了一大批辦事人員、教師、警察和社工可供差遣。從這時候開始，市場和國家發現傳統的家族和地方社群就像路上的絆腳石，強烈抗拒外來的干預。父母和社群裡的長者並不願意放手，讓年輕一輩接受國民教育的洗腦，也不希望他們受徵召從軍，更不想讓年輕人變成一個沒有根的都市無產階級。
隨著時間過去，國家和市場的權力不斷擴大，也不斷削弱家族和地方社群過去對成員的緊密連結。國家開始派出警察，制止家庭家族裡的私刑，改用法院判決取代。市場也冒出更多小販和商人，讓各地悠久的傳統逐漸消失，只剩下不斷汰換的流行商業文化。但光是這樣還不夠，為了真正打破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力量，國家和市場還需要找到家族內應，從內部擊破。
於是，國家與市場找上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各個成員，開出了令人無法拒絕的條件。他們說：「做自己吧！想娶想嫁都隨你的意，別管父母准不准。想挑什麼工作都可以，別擔心什麼大家長說的話。想住哪就住哪，就算沒辦法每星期和家人吃上一頓飯，又有什麼關係呢？你不用再依賴家族或地方社群了。我們，也就是國家和市場，讓我們來照顧你吧。我們會給你食物、住房、教育、保健、福利和就業機會。我們也會給你退休金、保險和保衛。」
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裡，常常講得似乎人人都在辛苦對抗國家和市場。但事實卻剛好是完完全全相反。國家和市場簡直可以說是人民的衣食父母，個人能夠生存都得感謝它們才是。市場為我們提供了工作、保險和退休金。 如果想學專業，可以去上公營學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銀行貸款。如果想蓋房子，可以找建設公司來蓋、找銀行辦房貸，而且有些時候還能得到政府補貼或保障。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護。如果生病得休息幾天， 可以有醫療保險照顧。如果病得嚴重，得休養幾個月，就換成社會福利制度來幫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協助，我們可以到市場上請專職的看護；雖然這些人與我們素不相識，卻可以為我們提供現在連子女都很難提供的全天候照料 。只要先存點錢，我們就能到養老院安度最後這段黃金歲月。國稅局把我們每個人都看作個人，不會要求我們付鄰居的稅。法院也把我們每個人看作個人，不會要我們為親戚犯的錯受刑受責。
而且，現在能得到認定為「個人」的，不只有成年男子，就連女性和兒童也同樣納入。歷史上，女性多半被視為家庭或家族的財產。但現代國家卻將女性視為個人，不論其家庭或家族出身，都能享有獨立的經濟和法律權利。女性開始能夠擁有自己的銀行帳戶、自己決定想嫁的對象，甚至要離婚或自立門戶都行。
然而，要解放個人是有代價的。現在許多人都悲嘆著家族和地方社群功能不再、覺得疏離，而且感覺冷漠的國家和市場對我們造成許多威脅。如果組成國家和市場的是一個又一個孤單的個人，而不是關係緊密的家族或地方社群，公權力要干預個人生活也就容易得多。現代高樓公寓，所有人各自鎖在自己家裡，連每戶該付多少清潔費都無法達成共識，又怎麼可能一起站出來抵抗國家機器？
所以，「國家和市場」與「個人」之間的這筆交易，並不容易讓雙方都滿意。國家和市場認為個人的權利義務並不對等，個人又抱怨國家和市場需索太多、供應太少。很多時候，個人遭到市場的剝削，而國家機器不但不保護個人，反而動用軍警和官僚施加迫害。沒人想得到，這種互動本身就有不少問題，更公然牴觸過去世世代代的社會運作方式，竟然還是能運作自如。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人類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預設自己屬於社群一員；但僅僅過了兩個世紀，我們就成了互相疏遠的個人。這可以說是文化展現威力的最佳證明。
到了現代，核心家庭依然存在，雖然政府和市場囊括了大部分的經濟和政治功能，但家庭還是保留了很重要的情感功能。一般來說，現代家庭還是可以滿足人類最親密的需求， 這是國家和市場到目前為止無法提供的。
然而，就算在這一塊，家庭也開始受到外界愈來愈多的干預。市場在人類浪漫生活和性生活方面的影響愈來愈大。過去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在則交給市場幫忙，先訂下我們對浪漫和性生活的憧憬，再把這些憧憬提供給我們──而且當然要收費。在過去，男女約會是在家庭的客廳，有金錢往來的話，是由一方的父親交到另一方父親手中。到了現在，約會是在酒吧或咖啡館，金錢則是從這對戀人手上交給服務生。而且，為了這場約會，甚至還有更多錢是直接轉帳給服裝設計師、健身房老闆、營養師、美容師和整形外科醫師；早在我們抵達咖啡館之前，這些人就已經想盡辦法，讓我們無限逼近市場對「美」的標準。
國家同樣也愈來愈介入家庭關係，特別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現在，父母有義務送孩子接受國民教育。如果父母特別愛辱罵孩子或對他們暴力相向，就可能被國家限制權力。如有必要，國家甚至可以把父母關起來，將孩子送到寄養家庭。
事實上，直到不久前，如果有人說家長不得毆打或侮辱小孩，否則國家應該介入 ，都還會被當成笑話，認為這萬不可行。在過去大多數的社會中，父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尊親敬長可說是最高法則，父母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就算是冷血弒嬰、販賣子女為奴，或是把女兒嫁給年紀大她兩倍的男人，都覺得理所當然，因為子女是父母的財產。但是現在，父母的權威可說大不如前。年輕人愈來愈不甩長輩的意見，然而一旦孩子的人生，出了任何問題，外界似乎總是可以怪罪到父母頭上。佛洛伊德心理學對眾家爸媽的指控，可能與史達林早就定好罪刑的做秀審判，不相上下。
正如同核心家庭，只要地方社群的情感功能還沒有完全遭到國家和市場取代，就不會從現代世界消失。過去，地方社群的物質功能，現在已經大部分由市場和國家接手，但是在部落情誼、同舟共濟這些情感上，市場和國家畢竟還難以全盤掌控。
市場和國家若要增強這些情感面，倚賴的就是塑造想像的社群 （ imagined community，另譯為「想像的共同體」 ），納入的人數可能達到數百萬之譜，而且是專為國家或商業需求， 量身打造的。所謂想像的社群，指的是雖然成員並不真正認識彼此，卻想像大家都是同一夥的。這樣的社群概念歷史悠久，並不是到了現代才乍然出現。數千年來，王國、帝國和教會，早就擔任了這種想像社群的角色。例如在古代中國，數千萬人都認為全國臣民就是一家人，而皇帝就是君父。在中世紀，數百萬虔誠的穆斯林也想像著：整個伊斯蘭社會就是一個家庭，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然而縱觀歷史，這種想像的社群力量有限，比不上每個人身邊幾十個熟人所結合成的密切社群。密切社群能夠滿足成員的情感需求，而且對每個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至關重要。只不過，密切社群在過去兩世紀間迅速衰微，開始由想像社群填補這個情感上的空缺。
現代所興起的兩大想像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費大眾 。所謂民族是國家層級的想像社群；而所謂消費大眾，則是市場層級的想像社群。我們說這些社群屬於「想像」，是因為過去的村落社群都是成員彼此熟識，但現代不論民族或消費者，成員都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彼此熟悉。任何一個德國人，都不可能真正認識所謂德意志民族的八千萬人；歐洲共同市場的五億人口，也不可能都互相認識（歐洲共同市場後來發展成歐洲共同體，最後形成今日的歐盟）。
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說是夙夜匪懈，努力說服我們自己和其他數百萬人是一夥的，認為我們有共同的過去 、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未來。這並不是謊言，而是一場想像。不論是民族或是消費大眾，其實和金錢、有限公司和人權相同，都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實，雖然只存在於我們的集體想像之中，但力量卻無比巨大。只要這幾百萬德國人相信有德意志民族存在、同樣認同德國國徽、同樣相信關於德意志民族的虛構故事、同樣願意為了德意志民族犧牲自己的金錢、時間、甚至生命，德國在世界舞台的強權地位就難以動搖。
民族竭盡全力，希望能掩蓋自己屬於想像的這件事。大多數民族都會聲稱自己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天長地久，說自己是在最初的原生時代，由這片祖國土地和人民的鮮血緊密結合而成。但這通常是誇大其辭的說法。雖然民族確實有悠久的源頭，但因為早期 「國家」的角色並不那麼重要，所以民族的概念也無關痛癢。例如中世紀紐倫堡的居民，可能多少對德意志民族有些忠誠度，但是相較之下，由於照顧自己大部分需求的還是家族和地方社群，所以對家族和地方社群的忠誠度自然遠遠高出許多。
另外，就算古代許多民族都曾有輝煌的過去，能夠存活到今天的卻很少。現有的民族多半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
中東地區就有許多這種例子。我們現在之所以有敘利亞人、黎巴嫩人、約旦人、伊拉克人的區別，只是因為當初英法兩國的外交官，在完全不顧當地歷史、地理和經濟的情況下，在一片沙漠之中訂出了所謂的邊界。例如他們在1918年就規定，從此住在庫德斯坦、巴格達和巴士拉的人，就成了伊拉克人。至於誰是敘利亞人、誰又是黎巴嫩人，則主要是法國做的決定。不論是伊拉克前總統海珊、或是敘利亞前總統阿薩德，都全心全意不斷想強化這些出自英法之手的民族意識，但他們夸言伊拉克人或敘利亞人千秋萬世、直到永遠，其實只是一種想像的空話。
確實，民族概念並非空中樓閣、毫無根據。伊拉克或敘利亞建國的時候，確實有真實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因素，而且有些可以追溯到千年之久。像是海珊就大打阿拔斯王朝和巴比倫帝國這兩張牌，說自己一脈相傳，甚至還把自己的一支師級精銳裝甲部隊， 命名為「漢摩拉比師」。但就算如此，也不會讓伊拉克民族變成一個自古存在的實體。舉例來說，就算我用的原料是放了兩年的麵粉、放了兩年的油、放了兩年的糖，做出來的也不會是放了兩年的蛋糕。
近幾十年來，所謂民族的社群概念，不斷被一群又一群的消費大眾削弱了。這些消費者彼此並不認識，但都有同樣的消費習慣和興趣，因此不但相信、還定義大家就是同一夥的。這聽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我們身邊早就有太多實例了。
舉例來說，瑪丹娜的粉絲就能構成一個消費者社群。他們要滿足這項定義的方式，主要靠的就是購物：靠著購買瑪丹娜演唱會的門票、CD、海報、襯衫和手機鈴聲，就能定義誰是粉絲。
至於曼聯球迷、素食主義者等等，也是如此。他們最主要的定義方式也是藉由消費。這可說是他們身分認同的基石。如果是德國素食主義者，要嫁給法國素食主義者的機率，大概會高於嫁給德國的肉食主義者吧。
過去這兩個世紀變動如此迅速劇烈，讓社會秩序起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社會秩序堅若磐石，難以撼動。畢竟「秩序」就隱含穩定和連續的意義。歷史上，社會的改變很少是大刀闊斧的革命，多半是無數個小步驟逐漸累積而成。於是，我們一般感覺社會結構並不靈活，似乎永恆不變。或許，我們會努力改變自己在家族和地方社群中的地位，但講到要徹底顛覆這整個秩序，這個概念可能就很陌生。我們常常會把自己限縮於現狀，聲稱「過去都是這樣，未來也會是這樣」。
過去兩個世紀中，變化速度奇快無比，讓社會秩序顯得充滿活力和可塑性， 呈現變動不休的狀態。談到現代革命，一般人想到的會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歐洲自由革命、或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但事實上，講到現代，其實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變。即使只是三十歲的人，也可以告訴那些打死不信的青少年：「我年輕的時候，整個世界完全不是這樣。」舉例來說，網際網路是在1990年代才開始廣泛使用，至今也才是二十多年左右的事。但我們已經完全無法想像沒有網路的生活會如何。
因此，想要定義現代社會的特色為何，就像要問變色龍究竟是什麼顏色一樣。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特色，就是它會不斷改變。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變動特性，而且多數人也都會同意社會秩序應該有彈性，是我們能夠操縱、能夠改進的。前現代統治者的主要目標是要維護傳統秩序，甚至希望能夠盡量回歸過去失落的黃金年代。但到了過去兩個世紀，政治主流卻是要摧毀舊世界，再建立起更好的世界來取代。現在就算是最保守的政黨，也不敢說自己的目標就是維護一切保持不變。人人都在談，要進行社會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等等，而且這些承諾常常都是劍及履及、說到就要做到。
地質學家知道地殼的板塊運動可能引發地震和火山爆發，我們也知道激烈的社會運動可能引發血腥暴力。講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政治史，多半是一連串生靈塗炭的戰爭、革命和大屠殺。就像是雨天的時候，小孩喜歡穿著雨鞋從一個水窪跳到下一個水窪，這種歷史觀點也像是在跳水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跳到美蘇冷戰；從亞美尼亞大屠殺跳到猶太人大屠殺，再跳到盧安達大屠殺；從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的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跳到列寧，再跳到希特勒。
雖然這部分也是事實，但光是這樣列出一長串我們太熟悉的慘案名單，卻會造成誤導，讓我們只看到一個又一個的水窪，卻忘了水窪之間還有乾地。在近代晚期，雖然暴力和恐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和平與安寧也同時來到歷史新高。狄更斯寫到法國大革命，就說「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句話不只適用於法國大革命，很可能也適用於由法國大革命揭開的新時代。
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七十年間，情況更是如此。在這段期間，人類第一次有可能得要面對徹底的自我摧毀，而且也確實爆發了相當數量的戰爭和屠殺。但這幾十年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而且程度是大幅領先。這點之所以讓人意想不到，是因為如果就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來說，這個時期的變動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可以說，雖然歷史的板塊構造以瘋狂的速率移動碰撞，但是火山依舊休眠、不爆發。這個靈活變動的新社會秩序，似乎既能夠啟動劇烈的結構變化，又能夠避免崩潰造成暴力衝突。
大多數人看不到這個年代究竟有多麼和平。我們畢竟都沒真正看過一千年前的模樣，所以很容易忽略過去的世界其實更加殘暴 。而且，因為戰爭變成少見的事，也讓它吸引了更多關注。許多人緊盯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肆虐，但沒什麼人特別想到偌大的巴西和印度並無戰事，一片安詳。請回憶一下，上回你聽到新聞報導說「哪一場國際間的衝突所幸並未引發戰爭，或是哪一個恐怖組織的破壞行動幸好並未得逞……」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媒體總是喜歡報憂不報喜。
更重要的是，我們比較容易體會到個人的辛酸，不容易體會到人類整體的苦難。譬如，許多人不停的在臉書上轉貼一名阿富汗女孩無辜受到塔利班攻擊毀容的照片，或是再三閱讀空難事件的每一位罹難者生平故事的報導；可是對於蘇聯大饑荒（1932-1933）和中國大饑荒（1958-1962）的數千萬人死亡、非洲達佛（Darfur）數十萬人遭到集體屠殺，往往無動於衷。
為了從宏觀角度來看歷史進程，我們需要看整體統計數據，而不只是看個人的故事而已。在西元2000年，全球戰爭造成31萬人喪生，而暴力犯罪造成52萬人死亡。當然，對每一個受難者來說，這都是世界的毀滅，家庭因而破碎，親友悲痛逾恆。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2000年總共83萬的戰爭和暴力犯罪受難者，只占全球5,600萬死亡人數的1.5%。在同一年，車禍死亡的人數達到126萬（占總死亡人數2.25%），自殺人數達81.5萬（1.45%）。
2002年的數字更誇張，在5,700萬死亡人數當中，有17.2萬人死於戰爭，而有56.9萬人死於暴力犯罪，也就是總共74.1萬人死於人類暴力。相較之下，該年自殺的人數就有87.3萬。
所以我們看到，在911恐怖攻擊後的一年，雖然恐怖主義和戰爭喊得震天價響，但說到某個人被恐怖份子、士兵或毒販刺殺的可能，其實還比不上他自殺。
在全球大多數地方，我們晚上入眠時，都不用擔心附近的部落會不會包圍自己的村莊，來一場全村大屠殺。現在的英國有錢人就算每天走過羅賓漢的舍伍德森林，也不用擔心會有人埋伏搶錢，再把搶來的錢分給窮人（或者更可能直接收進口袋）。學生不再需要擔心師長棍棒齊飛，孩子不再需要煩惱可能被販為奴，女性也知道丈夫不得家暴、或強迫她們待在家裡。在全球愈來愈多地方，這些期待都已經成為事實。
暴力發生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國家制度的崛起。縱觀歷史，大多數的暴力事件是出於家族之間或社群之間的仇恨。（就算在今天，上述數據也能看出地方犯罪遠比國際戰爭更為致命。）我們前面已經提到，在早期農業社會裡，農民唯一知道的政治組織就是自己的社群，但他們受到的暴力對待層出不窮。 要等到王國和帝國的力量增強之後，才開始對社群有了約束力，而使暴力程度下降。在中世紀歐洲各自獨立的王國裡，每10萬人遭到凶殺的人數，大約已降低到每年20人至40人之間。而近幾十年來，國家和市場大權在握，地方社群可說消失殆盡，暴力事件發生率也是進一步下降。全球現在，每年每10萬人遭到凶殺的人數只有大約9人，而且多半是發生在國家權力不彰的地方，像是索馬里亞和哥倫比亞。至於歐洲這些權力集中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只會有1人死於凶殺命案。
當然，我們還是會看到有政府運用國家力量殘害自己的公民，而且常常就是這些恐怖的印象深植人心，揮之不去。譬如在二十世紀，就有數千萬、甚至上億人，遭到自己國家的特務機關殺害。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國家控制的法院和警力，仍然是提升了全民的安全水準。就算是在暴虐的獨裁統治之下，現代人死於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低於前現代社會的水準。
1964年，巴西出現了軍事獨裁政權，而且一直統治巴西到1985年。在這二十年間，共有數千名巴西民眾遭到軍事獨裁政權殺害，另有數千人遭到囚禁和折磨。然而，就算在情況最糟糕的年度，里約熱內盧居民死於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遠低於瓦拉尼人、雅韋提人或雅諾馬莫人。瓦拉尼人、雅韋提人和雅諾馬莫人都是住在亞馬遜森林深處的原住民，他們沒有軍隊、沒有警察，也沒有監獄。人類學研究指出，這些族人的男性約有25%到50%，會因為財產、女人或名聲的糾紛，而死於暴力衝突。
國家內的暴力行為在1945年以後，究竟是減少或增加，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但誰都無法否認，現在的國際暴力事件正是史上最少的時期。其中對比最明顯的，或許就是歐洲帝國崩潰時的情形。歷史上，我們看到歐洲各個帝國總是鐵腕鎮壓叛亂，而且就算再也壓制不住，最後也會孤注一擲，常常就是一場浴血混戰。等到帝國滅亡，接著就有一段無政府狀態 ，戰亂頻傳。但自從1945年以來，多數帝國的君王都選擇了和平的退位方式，帝國解體崩潰的過程變得相對迅速、平和，而且頗有秩序。
例如在1945年，英國還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地球。但不過三十年後，英國統治的土地就只剩下幾個島嶼。在這段期間，英國從一個又一個殖民地撤退，幾乎沒開過幾槍，為國捐軀的士兵不超過幾千人，殺害的人數也並不多。大家提到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常常讚譽有加，但大英帝國其實也該得到部分掌聲。帝國退位後，由各個獨立的國家接管，大部分就享受著既成的穩定邊界，也與四周的鄰國和平共處。
確實，大英帝國在遭到威脅時，殺害了數萬民眾，而且幾個敏感地區在英國撤出後，便爆發了大規模種族衝突，造成數十萬人喪生（特別是在印度）。然而，如果從長期的歷史平均來看 ，英國撤退已經稱得上是和平與秩序的典範。相較之下，法國殖民帝國就比較頑固了，崩潰撤退時仍然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掀起血戰，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但就算是法國，從其他殖民地撤退時，也算是平和迅速，而且離開後留下的是秩序井然的國家政府，不是一團混亂。
1989年蘇聯解體，過程可說是更為平和，只是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仍然爆發了種族衝突。一個如此強大的帝國，竟然消失得這麼安靜且迅速，可說是史上首見！在1989年，蘇聯帝國並未遭受軍事挫敗（除了在阿富汗）、並未受到外國入侵、並未有人民叛亂反抗，甚至也沒有像是金恩博土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發生。蘇聯當時仍然握有數百萬雄兵，有上萬輛坦克、上萬架飛機，核武力量可以把全球炸到翻個幾番 。無論是紅軍或其他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也依然忠心耿耿；要是蘇聯最後一位統治者戈巴契夫下令，紅軍還是敢對人民開火。
然而，無論是蘇聯或是東歐共產政權的大多數統治者（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除外），都選擇了完全不去動用這龐大的武力。這些人發現共產主義垮臺時，就是放下武力、承認失敗，收拾行李、告老還鄉。戈巴契夫等人所放下的，不只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攻下的領地，還包括了更早之前由沙皇所征服的波羅的海、烏克蘭、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如果戈巴契夫做的選擇，是像塞爾維亞的領導人、或是像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決定，後果只能說令人不寒而慄。
在帝國撤退之後獨立的國家，顯然對戰事都興趣缺缺。除了極少數例外，自1945年以來，已經不再有併吞其他國家的情事發生。這種征服在過去一向是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許多偉大的帝國因此建立，大多數過去的統治者和民眾也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今天世上任何地方，都已經不可能再發生像羅馬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那些逐鹿天下的事。自1945年以來，沒有任何一個經聯合國承認的獨立國家遭到併吞而滅國。雖然小型國際戰爭時而發生、仍有達百萬之譜的民眾在戰事中喪命，但是戰爭已經不再是常態。
許多人以為和平是西歐的特色，這裡富裕而民主，戰事完全絕跡 。但事實上，和平氣息是先在其他地區發展，最後才傳播到了歐洲。像是在南美，最後幾場嚴重的國際戰爭是1941年的祕魯與厄瓜多戰爭，以及1932年至1935年的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戰爭。而且在這之前，南美在18 79年至1884年（當時一方是智利、另一方是玻利維亞和祕魯）之後，就不再有其他嚴重戰事。
我們可能並不認為，阿拉伯世界是特別和平的地方。但自從阿拉伯國家贏得獨立之後，只有一次曾經爆發兩國全面交戰事件（伊拉克於1990年入侵科威特）。確實，邊界衝突層出不窮（像是1970年敘利亞與約旦），多次有國家入侵他國干涉內政（像是敘利亞入侵黎巴嫩），有許許多多的內戰（像是阿爾及利亞、葉門、利比亞），而且政變和叛亂時有所聞。但事實就是， 除了波灣戰爭外，阿拉伯國家之間就再也沒有其他全面的國際戰爭。就算把範圍擴大到整個穆斯林世界，也只是再增加了兩伊戰爭這個例子。無論是土耳其與伊朗、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或是印尼與馬來西亞，都從來沒有發生國際戰爭。
在非洲，事情遠遠不那麼樂觀。但就算在非洲，大多數衝突也只是內戰和政變。自從非洲國家在1960和1970年代贏得獨立之後，就極少有國家試圖征服彼此、取而代之。
在過去，如果有些相對平靜的年代（像是1871年到1 914年的歐洲），總是接著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戰事。但是現在不同了，原因就在於：真正的和平不該只是「現在沒有戰爭」，而是「不可能發生戰爭」。在過去，從來未曾有過真正的世界和平。譬如在1871年到1914 年間，歐洲各地的戰爭仍然是一觸即發，不管是軍隊、政治家或一般公民，也都有這種心理準備。過去所有所謂的和平時期，都是如此的暗潮洶湧。
國際政治過去的鐵則就說，「任何兩個相鄰的政體，都會有某種可能，讓他們在一年之內向對方宣戰」。 像這樣的叢林法則，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中世紀的歐洲、古代的中國、或古希臘，都同樣大行其道，屢屢成真。如果雅典和斯巴達在西元前450年達成和平，很可能在西元前449年就又打了起來。
然而，我們今天已經打破了這個叢林法則。現在呈現的是真正的和平，而不只是沒有戰爭。對於大多數的政體來說，都沒有什麼合理可信的情況，會在一年之內導致全面開戰。有什麼可能，會讓德國和法國忽然開戰？中國和日本開戰？巴西和阿根廷開戰？
雖然可能會有某些小規模邊境衝突，但現在除非發生了某個世界末日等級的事件，否則幾乎不可能再次爆發傳統的全面戰爭。如果說明年這個時候，阿根廷裝甲師要一路橫掃到巴西里約的大門口，而巴西又要地毯式轟炸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機會只能說微乎其微。當然，有幾對國家之間仍然可能出現戰爭，像是以色列和敘利亞、衣索比亞和厄立垂亞、或是美國和伊朗，但這些只是少數例外。
當然，未來情況也可能有所改變，到時候回頭來看，就會覺得現在這個想法天真得難以想像。但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天真仍然是件好事。在過去，從來沒有這種四方和平、難以想像戰爭爆發的年代。
目前已經有許多學者發表不少著作和文章，解釋為何現在會有這種令人愉悅的發展，其中大致提出幾項重要因素。
首先，戰爭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年才頒發一次，那應該頒給歐本海默以及與他一起研發出原子彈的同事。有了核武器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再開戰，無異於集體自殺。想要以武力征服全球，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其次，正因為戰爭的成本飆升，也就代表利潤下降。在史上大多數時候，只要掠奪或兼併敵人的領土，總是能為自己的國力注入一劑強心針。過去的財富多半就是田地、牛隻、奴隸和黃金，無論要搶劫或占領都十分方便。但是到了今天，財富的形式變成了人力資本、科技知識，以及銀行這種複雜的社經結構，想要搶奪或是占領都相當困難。
讓我們以加州為例。加州最初是以金礦起家，但現在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矽谷和好萊塢。如果今天中國忽然打算武力進犯加州，派出百萬大軍登陸舊金山海灘，揮軍直入，一切會如何？他們幾乎將一無所得。畢竟，矽谷雖然叫矽谷，卻沒有矽礦。這裡的財富都藏在點子和想法裡，也就是藏在那些矽谷工程師，還有好萊塢的編劇、導演和特效人員的腦袋裡。中國的坦克車還沒開到日落大道 ，他們早就已經搭機逃到海角天邊去了。
雖然世界上仍然偶爾會發生大規模國際戰爭（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2003年美國攻占伊拉克），但原因在於這些地方的財富多半屬於傳統的實質財富。雖然被侵略國的許多政要也能逃往國外，但油田卻是萬萬跑不了。
接下來的第三項重點是：顯然戰爭已經不再那麼有利可圖，而和平卻成了一筆愈來愈划算的生意。在過去的農業經濟中，長途貿易和外國投資並非重點，因此和平頂多只是省下戰爭費用，其他並無太大好處。例如假定在1500年 ，日本和朝鮮兩國處於和平狀態，朝鮮大眾就不用負擔沉重的戰爭稅，也不用擔心日本毀滅性的侵略攻擊；但除此之外，朝鮮人並不會因為和平的些許紅利，荷包就變滿滿。但是到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外貿和投資變得至關重要，和平可以帶來特別豐厚的紅利。只要日本和韓國相安無事，韓國人可以把產品賣給日本、可以在日本交易股票，也可以接受日本來的投資，而這些都能振興韓國的經濟。
最後一項重點，在於全球政治文化也有了結構性的大變動。史上有許多領導菁英 ，像是匈奴的單于、維京人的首領、阿茲特克的祭司，其實認為戰爭是件好事；也有些領袖雖然認為戰爭很邪惡，但認為這避無可避，只能做好準備，隨時要搶占上風。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史上第一次絕大多數由愛好和平的菁英份子來領導，這些政治家、商人、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確實相信戰爭是一種邪惡，而且也相信戰爭能夠避免。（雖然過去也有和平主義者，例如早期的基督徒，但即便在極少數情況下他們獲得了權力，也往往忘了《聖經》裡要他們「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的教條。）
所以，現在有四大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核戰末日的威脅促進了和平主義；和平主義大行其道，於是戰爭退散、貿易興旺；貿易成長，也就讓和平的利潤更高，戰爭的成本也更高。
隨著時間過去，這個良性循環也就對戰爭造成另一個阻礙，而且可能最後看來會是最重要的阻礙：由於國際間的網路日漸緊密，使得多數國家無法再維持全然獨立，因此其中任何一國片面宣戰的機會也就大幅降低。
大多數國家之所以不再發動全面戰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能夠完全獨立行事。雖然不管是在以色列、義大利、墨西哥或泰國，人民可能還是以為自己是獨立的國家，但其實任何經濟或外交政策都不可能自外於他國，全面性的戰爭也不可能獨自發動。
正如我們在第11章所提，現在正面臨著全球帝國的形成。而這個帝國與之前的帝國也十分類似，會努力維持其疆域內的和平。正因為全球帝國的疆域就是全世界，所以世界和平也就能得到有效的維持。
有人會說，所謂的現代就是充滿了盲目的屠殺、戰爭和壓迫，而代表意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廣島的蘑菇狀原爆雲，以及希特勒和史達林那些幾近瘋狂的意志。但也有人說，現代是和平的時代，像是南美從來沒有戰壕，莫斯科和紐約從來沒見過那些蘑菇雲，而甘地和金恩博士都讓我們看到了寧靜致遠的縮影。
究竟孰是孰非？其實需要時間來證明。我們只要回顧過往，就會發現，自己對於過去歷史的看法總是受到近幾年事件的左右。如果這一章是寫在1945年或是1962年（ 古巴飛彈危機 ），可能看法就會偏向悲觀。但正因為已經來到2014年，整個看待現代歷史的觀點，也就相對比較樂觀了。
為了讓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都能滿意，我或許可以說，我們正在天堂和地獄的叉路口，而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會朝哪一個方向走。歷史還沒告訴我們該挑哪一邊，而只要發生某些巧合，往哪一邊走都不算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