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到太陽距離有多遠？許多早期的天文學家想方設法尋求解答，特別是哥白尼主張宇宙的中心是太陽而非地球之後，就吵得沸沸揚揚。不少天文學家和數學家都想解出這道難題，但眾家得出的答案卻有極大的差異，無法達成共識。終於，有人在十八世紀中葉提出了可靠的測量方法。每隔幾年，金星就會從太陽和地球之間直接通過，形成看似金星從太陽表面劃過的「金星凌日」現象。而根據從地球各處觀看金星的角度有些微不同，能夠觀測到金星凌日的時間長短也有所不同。只要從地球上不同的大洲觀測同一場金星凌日，用簡單的三角函數，就能算出太陽到地球的準確距離。
當時天文學家預測，下一次金星凌日是在1761年和1769年。於是歐洲人派出船隊前往地球四方，希望能盡量從各個最遠的角落來觀測金星凌日。在1761年，科學家從西伯利亞、北美、馬達加斯加和南非觀測。時近1769年，歐洲科學界更是不遺餘力，遠途前往加拿大北部和現今的美國加州（當時還是一片荒野）。但是英國皇家學會認為這還不夠。為了得到最準確的結果，他們認為絕對有必要，特地派一位天文學家到西南太平洋。
於是，英國皇家學會出資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大溪地。然而，既然這趟航程如此昂貴， 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觀測，豈不是太過浪費？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還有八位其他領域的科學家，領隊是植物學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和索蘭德（Daniel Solander）。在這支遠征隊裡還有幾位畫家，專門負責繪製途中必然會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動物和人類。船隊配備了英國皇家學會所能買到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船長則是庫克（James Cook），他不僅是老練的水手，更是聲名卓著的地理學家和民族誌學者。
遠征隊於1768年離開英國，1769年在大溪地觀測到金星凌日，接著前往偵察一些太平洋島嶼，抵達了澳洲和紐西蘭，最後在1771年回到英國。這趟遠征帶回來數量驚人的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植物學、動物學和人類學資料， 成了以後許多學門得以發展的重要基礎，並引發歐洲人對南太平洋的諸多想像，也啟發了後世的博物學家和天文學家。
醫藥就是得益於庫克船長這趟遠征的領域。當時，講到要航行至遙遠的彼岸，大家都有心理準備，有一半以上的船員無法抵達終點。他們的最大剋星並不是憤怒的原住民、敵人的戰艦、或是思鄉情切，而是當時還一無所知的壞血病。得了壞血病，人就會變得慵懶昏沉、心情沮喪，而且牙齦等軟組織還會出血。等到疾病惡化，就會開始掉齒、出現傷口且無法癒合 ，病人開始發燒、黃疸，難以控制四肢。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壞血病估計奪走了兩百萬船員的生命。當時沒有人知道壞血病的病因，而且不管採取什麼療法，水手還是大批死亡。
直到1747年終於有了轉機，英國醫生林德（James Lind）以罹患壞血病的水手進行了一場實驗，分成控制組和各個對照組，各自給予不同的治療。其中一組採用的是當時治壞血病的民俗療法：吃柑橘類水果，而這組患者也迅速康復了。雖然當時林德還不知道究竟柑橘類水果有什麼是水手所需要的，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正是維生素C。當時典型的船上飲食都明顯缺乏維生素C，遠航的水手通常只啃食餅乾和牛肉乾，幾乎沒有水果或蔬菜可吃。
雖然英國皇家海軍並未採信林德的實驗結果，但是庫克船長信了。他決心證明這位醫生是對的。於是，庫克的船隊帶著大量的酸菜，並且每次只要靠岸登陸，就下令水手必須多吃新鮮蔬菜水果。在庫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沒有任何人因為壞血病而喪命。接下來的十年裡，世界上所有的海軍都改採庫克的海上飲食，拯救了無數水手和乘客的生命。
然而，庫克遠征隊還有另外一個遠非良性的影響。庫克除了是經驗老道的水手和地理學家，也是海軍軍官。雖然遠征的絕大部分經費來自英國皇家學會資助，但船舶本身是由皇家海軍提供。海軍調派85位裝備精良的水手和士兵同行，船上也配備大炮、步槍、火藥等武器。畢竟，遠征取得的大部分資料（尤其是天文、地理、氣象和人類學資料）都具有明顯的政治和軍事價值。
有了壞血病的療法之後，英國便能派出海軍，前往地球最遠的另一端，對全球各大洋的控制力也隨之大增。對於庫克遠征隊「發現」的許多島嶼，庫克都聲稱從此歸英國所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洲。庫克這趟遠征，奠定了英國占領西南太平洋的基礎：征服了澳洲、塔斯馬尼亞和紐西蘭，讓數百萬的歐洲人殖民到新的土地；但也造成當地許多文化滅絕，原住民幾近滅種。
在庫克遠征後的一世紀間，澳洲和紐西蘭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歐洲移民掠奪強占。原住民不僅人數銳減90%，倖存者也嚴重受到種族歧視迫害。對於澳洲原住民和紐西蘭毛利人來說，庫克遠征隊帶來的是幾近毀天滅地的災難，至今尚未復原。
而在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慘。他們原本遺世獨立，生存繁衍長達上萬年，但在庫克抵達後短短一世紀間，就慘遭滅族，男女老幼無一倖免。歐洲殖民者起初只看上島上最肥沃富裕的地點，接著就連荒野之地也不肯放過，有組織有計畫的殺害所有原住民。最後僅存的少數倖存者被趕到一個新教的集中營，傳教士一片好意（但心胸並不特別開闊），循循善誘，希望灌輸他們關於現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他們要塔斯馬尼亞人信仰基督，學習閱讀、寫作，以及各種「有用的技能」，像是縫補衣物和耕作。但是塔斯馬尼亞人拒絕學習，甚至變得愈來愈憂鬱，不再願意生育後代，對生命完全放棄希望，最後終於踏上一條唯一能逃離這個「科學與進步」之現代社會的退路：死亡。
令人不勝唏噓的是，就算死後，「科學與進步」並未就此放過他們。最後幾個塔斯馬尼亞人的遺體，被人類學家和博物館長以科學之名取走，進行解剖，測量長度和重量，再分析發表成所謂的科學論文。接著，他們的頭骨和骨架再被陳列在博物館裡，成了人類學的收藏品。一直到1976年，塔斯馬尼亞博物館才終於願意鬆手，讓楚格尼尼（Truganini，最後一位離世的純種塔斯馬尼亞人）的遺骨得以安葬，此時她已經去世了一百年之久。英國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更是拖到2002年，才歸還她的皮膚和頭髮標本。
所以這樣說來，庫克的船隊究竟是有武力保護的科學遠征隊？還是有幾個科學家隨行的武力遠征軍？這個問題就像是問車子的油箱該說是半滿還是半空一樣，其實兩者皆是。科學革命與現代帝國主義的關係密不可分。對於像是庫克船長和植物學家班克斯來說，科學和帝國根本就是一家。就連倒楣的楚格尼尼也分不出這兩者的概念有何不同。
如果我們看看，從北大西洋的一個大島，一群人竟出發征服了遠在澳洲南邊的另一座大島，這可以說是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事件之一了。在庫克遠征之前不久，不列顛群島和西歐還不過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廢偏遠的後院，從沒聽說過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現代唯一上得了檯面的羅馬帝國，財富也多半是來自北非、巴爾幹和中東的行省。當時羅馬帝國的各個西歐行省，還只是一片荒涼的大西部，除了礦產和奴隸之外，並沒有什麼重要性。至於北歐更是偏遠荒涼又野蠻，毫無征服的價值。
一直要到十五世紀末，歐洲才成為各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搖籃。在1500到1750年間，西歐意氣風發，成為「化外世界」（Outer World，指南北美洲和各大洋）的主人。但就算在當時，面對亞非大陸的超級強權， 歐洲還是小巫見大巫。歐洲人之所以能成功征服美洲、在海上稱王，主因是亞非帝國對這些地方興趣缺缺。地中海的鄂圖曼帝國、波斯的波斯帝國、印度的蒙兀兒帝國，以及中國的明朝與清朝，在近代初期也是蓬勃發展，領土顯著擴張，人口及經濟發展幅度前所未見。在1775年，亞洲占了全球經濟總額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國，就占了全球生產量的三分之二。相較之下，歐洲就像個經濟侏儒。
一直要到1750到1850年間，歐洲在一系列戰爭中，將傳統亞洲大國打得抬不起頭，征服了亞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權力中心才移轉到歐洲。在1900年左右，歐洲已經緊緊掌握著世界經濟和全球多數的土地。在1950年，西歐加美國的生產量占了全球超過一半，而中國只剩5%。
在歐洲主持下，出現了嶄新的全球秩序。雖然我們常常不願意承認，但現在全球所有人的穿著、想法和品味，幾乎都是歐洲的穿著、想法和品味。雖然有些人嘴上大力抨擊歐洲，但幾乎所有人都是採用歐洲萌生的觀點，在看待政治、醫學、戰爭和經濟，既聽歐洲風格的音樂，也會講來自歐洲的語言、會寫歐洲使用的文字。就算是今天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很可能即將回歸霸主地位，繁榮富強的基礎仍然是源自歐洲的生產模式和金融模式。
歐洲原本就像是處在世界的一個偏遠角落，氣候還凍到讓人手指僵硬，他們究竟是怎麼一躍而出、征服世界？常常有人認為，最大的功臣就是歐洲的科學家。確實，從1850年起，歐洲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產軍學的合作，以及如同巫術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強盛的近代帝國都積極發展科學研究，希望能夠取得科技上的創新，而許多科學家也投入大半時間，為帝國主人研發各種武器、醫藥和機器設備。
歐洲軍隊面對非洲人抵抗時，常有一種說法：「不論怎樣，我們有機槍，他們沒有。」但是民生科技的重要性也絕不在話下。像是罐頭食品能夠讓軍隊不餓肚子，鐵路和輪船方便軍事調動人力和物資，再加上各種新藥能夠醫治士兵、水手和工兵。歐洲之所以能夠征服非洲，這些先進後勤物流的貢獻，甚至更勝於武器機槍。
然而在1850年以前，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產軍學的結合還剛起步，科學革命的科技成果也尚未成熟，歐亞非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微乎其微。譬如在1770年，雖然庫克船長的科技肯定遠超過澳洲原住民，但對上中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卻也占不了上風。那究竟是為什麼，最後征服澳洲的是庫克船長，而不是康熙的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或是土耳其的名將帕夏（Hussein Pasha）？更重要的是，如果歐洲人在1770年對上印度人和中國人並不占科技優勢，為什麼他們能在接下來的短短一世紀間，讓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區拉開這麼大的差距？
為何這種產軍學組織只在歐洲開花結果，而在印度無聲無息？為何在英國突飛猛進之後，法國、德國和美國立刻起身直追，但中國卻是欲振乏力？為何在工業化成了明顯的政經進步因素之後，俄羅斯、義大利和奧地利能夠成功縮小落差，但是波斯、埃及和鄂圖曼土耳其卻無力回天？畢竟，第一波工業化的科技相對而言並不複雜。難道對於中國或鄂圖曼土耳其來說，要設計蒸汽機、製造機槍、鋪設鐵路，真有那麼困難？
全球第一條商業鐵路於1830年在英國啟用。到了1850年，西方國家已有將近4萬公里的鐵路縱橫交錯，但在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鐵路總長只有0.4萬公里。在1880年，西方鐵路長度堂堂超過35萬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區還只有大約3.5萬公里而已（而且大多數是英國在印度所鋪設）。
中國甚至要到1876年，才建了第一條鐵路，全長25公里、由歐洲人所建；但是隔年就遭到中國政府拆除。所以，就算到了1880年，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連一條鐵路也沒有。
波斯的第一條鐵路要到1888年才完工，連接了伊朗首都德黑蘭和南方約十公里遠的一處穆斯林聖地，由一家比利時公司興建及經營。在1950年，波斯的鐵路網總長仍然只有2,500公里，但這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可是足足有英國的七倍大。
中國和波斯其實並不缺乏像是製造蒸汽機的科技（當時要照抄或是購買，都完全不成問題），他們缺少的是西方的價值觀、共同相信的虛構故事、司法體系和社會政治結構，這些在西方花了數個世紀才萌生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無法在一夕之間內化。之所以法國和美國能夠很快跟上英國的腳步，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和英國共用一套最重要的虛構故事和社會結構。中國和波斯追趕不及，正是因為整個關於社會的想法和組織完全不同。
用這種概念，就能以新的觀點來看1500年到18 50年。雖然這段期間，歐洲對亞洲在科技、政治、軍事、經濟上並不具有什麼明顯的優勢，但卻是在厚植累積獨特的潛力，直到1850年左右才終於爆發。雖然歐洲、中國和穆斯林世界在1750年看起來，還沒什麼差異， 但這其實只是假象。這就像是有兩家建商同時開始興建高樓，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磚，另一家使用鋼筋和混凝土。一開始，兩個工地無論興建速度或是建築高度，都相去無幾，看起來這兩種建築工法也就沒什麼高下之分。但等到一過了某個樓層，木材和泥磚蓋的高樓就再也無力支撐，於是頹然傾塌，而鋼筋混凝土蓋的高樓卻還是屹立不搖，甚至繼續向上伸展到人類目光的極限。
究竟歐洲在近代初期是培養了什麼潛力，讓它能在近代晚期稱霸全球？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相輔相成：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一開始，科學和資本主義的思考方式還沒有什麼明顯優點，但歐洲人就已經習慣順著這兩個理路來思考。所以，等到科技發展成熟，就像是取之不盡的大礦藏，而歐洲人開採這處礦藏的能力，也遠勝於其他地方的人。不難想像，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後歐洲世界」，科學和資本主義就成了歐洲帝國主義最重要的遺產。雖然歐洲和歐洲人不再是世界的統治者，但科學和資本主義還是繼續茁壯。
關於資本主義的勝利，我們留到下一章再討論。這一章還是先繼續談談歐洲帝國主義和現代科學之間的浪漫愛情故事。
現代科學在歐洲帝國蓬勃發展，而且也是因為有歐洲帝國才得以發展。現代科學起初明顯承繼像是古希臘、中國、印度和伊斯蘭的古老科學傳統，直到近代初期，隨著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俄羅斯和荷蘭等帝國的擴張，才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內涵。
在近代初期，中國、印度、穆斯林、美國原住民、玻里尼西亞人都還是對科學革命貢獻良多。像是穆斯林經濟學者的觀點，影響了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美國原住民有些獨步全球的醫療方式，後來也進入了英國的醫療研究；波里尼西亞人提供的資料，更是徹底改變了西方人類學。但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唯一蒐集整理這些無數科學發現、從這過程中打造出各個科學學門的人，就是歐洲各帝國的統治階層及知識菁英。雖然遠東和伊斯蘭世界也有同樣聰明、同樣好奇的人，但在1500年到1950年之間，這些地區完全沒有人提出，能夠與牛頓物理學或達爾文生物學相提並論的研究。
這並不是說歐洲人有什麼獨特的科學基因，又或是物理學和生物學研究永遠就是歐洲人的天下。正如伊斯蘭教，原本是阿拉伯人的專利，但後來交棒給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現代科學雖然原本專屬於歐洲，但現在也已經開枝散葉，成了許多民族擅長的事業。
所以，問題又回到：現代科學和歐洲帝國的歷史鍵結，究竟是怎麼產生的？雖然科技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放異采，但在近代的早期並不突出。這裡真正的關鍵因素在於，不管是想尋找植物的植物學家、或是想尋找殖民地的海軍軍官，都有一種共同的心態。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就是承認無知，都會說「我不知道那裡有什麼」。於是他們都很好奇，都覺得有走出去、尋找新發現的必要；而且他們都希望這樣取得的新知識，能夠讓他們成為世界的主人。
歐洲帝國主義和先前的所有帝國完全不同。過去的帝國主義者都認為自己已經瞭解整個世界，「征服世界」只是為了要利用及傳播他們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以阿拉伯人為例，他們征服埃及、西班牙和印度，並不是為了想找出什麼自己不知道的事。羅馬人、蒙古人和阿茲特克人之所以積極四方征討，為的是權力和財富，也不是為了新知。相較之下，歐洲帝國主義之所以要前往遙遠的彼岸，除了要擴張新領土，也是為了新知識。
庫克船長並不是第一位這麼想的探險家。十五、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就已經是抱持這種信念。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和達伽馬（Vasco da Gama）一面探索非洲海岸，一面奪下各個島嶼和港口的控制權。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立刻宣稱這片土地歸西班牙國王所有。麥哲倫除了找出環繞世界的航道，同時也奠定了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基礎。
隨著時間過去，對知識的追尋和對領土的追尋，變得愈來愈緊密交織。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幾乎每一趟從歐洲出發的軍事遠征隊都必定有科學家同行 ，科學家的目的不在打仗，而是科學研究。例如拿破崙1798年進攻埃及的時候，就帶了一百六十五位學者。這群學者的一大成就，便是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學門「埃及學」，並且在宗教、語言學、植物學方面有重大貢獻。
1831年，英國皇家海軍派出小獵犬號（HMS Beagle），前往繪製南美、福克蘭群島和加拉巴哥群島的海岸圖。有了這些知識，海軍在開戰時就能掌握先機。小獵犬號的船長自己也是業餘科學家，他決定再帶上一位地質學家，研究一路上可能碰到的地層構造。然而，好幾位專業地質學家都拒絕了他的邀約，最後是由一位年僅二十二歲的劍橋畢業生接下任務，他就是達爾文。
達爾文曾經差點成了英國聖公會的牧師，但他對地質學和自然科學的興趣，遠比對《聖經》來得濃厚，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開創了後世無人不知的這段歷史。在這趟航程中，船長就這麼繪製著軍用地圖，而達爾文也就這麼蒐集著各種實證資料、發展想法，最後形成他的演化論。
1969年7月20日，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和艾德林（Buzz Aldrin）踏上了月球表面。在登陸前的幾個月，阿波羅十一號的太空人都是在美國西部一處類似月球的沙漠裡受訓。當地也是幾個美國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地，而有這麼一個故事（或說傳說），講的是太空人有一次碰到一個當地人的情形：
有一天，太空人受訓的時候，剛好碰到一位頗有年紀的美國原住民。老人問他們在那裡做什麼。太空人說他們屬於一支研究探險隊，不久之後就要上月球了。聽到他們這麼說，老人沉吟了一會，問他們能不能幫個忙。
「要幫什麼忙呢？」他們問。
「是這樣的，我們族人都相信我們的聖靈住在月亮上。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為我們族人帶個重要的口信？」老人問。
「要帶什麼話呢？」太空人問。
這位老人用族語說了一串，並要求太空人重複再三，直到確定他們背得滾瓜爛熟為止。
「這是什麼意思？」太空人問。
「啊，這個是族人和月亮上的聖靈之間的祕密。」
等到太空人回到發射基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會講當地族語的人，希望能翻譯這段話的意思。他們把這段話嘰哩咕嚕背出來，讓這位翻譯簡直笑翻了。等到翻譯好不容易平靜下來，太空人問他這段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翻譯說，這些太空人費盡心力背下來的這句話是：「不管這些人跟您說什麼，千萬別相信他們。他們只是要來偷走您的土地。」
現代這種「探索與征服」的心態，從世界地圖的演變可以看得一目瞭然。早在歷史進到現代之前，許多文化就已經有了自己的世界地圖。當然，當時並沒有人真正知道全世界是什麼樣子，在亞非大陸上的人對美洲一無所知，美洲文化也不知道亞非大陸上的情形。但碰到不熟悉的地區，地圖上不是一筆未提、就是畫上了想像出來的怪物和奇景。這些地圖上並沒有空白的空間，讓人覺得全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人的世界地圖開始出現大片空白。從這點可以看出科學心態的發展，以及歐洲帝國主義的動機。地圖上的空白，可說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楚表明歐洲人願意承認自己對於一大部分的世界還一無所知。
1492年，哥倫布從西班牙出發向西航行，希望能找到一條前往東亞的新航線。哥倫布當時相信的仍然是舊的世界地圖 ，以為全世界在地圖上一覽無遺。哥倫布從舊地圖推算，日本應該位於西班牙以西大約七千公里遠。但事實上，從西班牙到東亞的距離要超過兩萬公里，而且中間還隔著他並不知道的美洲大陸。1492年10月12日大約凌晨 2點，哥倫布一行人與這片未知大陸有了第一次接觸。皮塔號（Pinta）的瞭望手伯梅霍（Juan R. Bermejo）從桅杆上看到了現在的巴哈馬群島，高聲呼喊：「有陸地！有陸地！」
哥倫布當時相信這個小島就位於東亞海外，屬於「 Indies」（印度地方，包含今日印度、中南半島及東印度群島等地），所以他把當地人稱為「Indians」（這正是為何美國原住民稱為印第安人）。一直到過世，哥倫布都不認為自己犯了一個大錯。不論是對他、或是許多當代的人來說，說他發現了一個完全未知的大陸，這根本難以想像。畢竟千百年來，不管是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和學者、甚至是不可能犯錯的《聖經》，都只知道有歐洲、非洲和亞洲。怎麼有可能他們全錯了呢？難道《聖經 》居然漏了大半個世界，隻字未提？這種情況，就好像是說：在1969年阿波羅十一號要前往月球的途中，居然撞到了另一個從來沒人看到的月亮。
而正因為哥倫布不願意接受自己的無知，我們可以說他仍然是中世紀的人，深信自己已知道全世界，所以就算已經有了如此重大的發現，也無法說服他。
至於第一個成為「現代人」的，其實是義大利商人兼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曾在1499年到1504年，多次航行前往美洲。而在1502年到150 4年間，歐洲有兩篇描述這些航程的文章發表，一般相信就出於韋斯普奇之手。這兩篇文章指出，哥倫布發現的小島旁邊的陸地，應該不是東亞，而是一整個大陸，而且不管是《聖經》、過去的地理學者或是當時的歐洲人，先前都不知道這塊大陸的存在。
1507年，地圖繪製大師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相信了這種說法，出版了新版的世界地圖。於是，這片西班牙船隊向西航行所碰上的土地，終於首次以一塊獨立大陸的姿態，出現在地圖上。既然要畫，瓦爾德澤米勒就得給它取個名字，但他誤以為發現美洲的人是亞美利哥．韋斯普奇；為了向他致敬，這片大陸就命名為「America」（美洲）。瓦爾德澤米勒的地圖洛陽紙貴，許多地圖繪製師也跟著有樣學樣，因此「美洲」這個名詞就這樣廣為流傳開來。
說來也算是老天有眼，到頭來，全球有四分之一的陸地、七大洲之中的兩洲，名字就是來自一個不太有名氣的義大利人，而他唯一做的事，就只是有勇氣說出「我們不知道」。
發現美洲，對於科學革命是一大奠基事件。這不但讓歐洲人知道實際的觀測比過去的傳統更重要，而且想征服美洲的欲望，也讓歐洲人開始求知若渴。他們如果真想控制這片廣大的新疆域，就一定得蒐集所有相關地理、氣候、植物、動物、語言、文化、歷史的龐大資料。在這些時候，不管是《聖經》、過時的地理書籍、或是古老的口傳知識，都無用武之地。
從此之後，不只是歐洲地理學家，歐洲幾乎所有知識領域的學者都學會了「留白」這一套，誠實面對自己有太多無知之處，並試著加以填補。他們開始承認自己的理論還不完美，一定還有什麼尚未得知的重要資訊。
地圖上的空白就像一塊磁鐵，讓歐洲人前仆後繼，希望填補這些空白。 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探險隊繞行了非洲、深入了美洲、越過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世界各地建起基地和殖民地的網路。這是全球性帝國的真正首次登場，也是首次出現全球性的貿易網。歐洲帝國遠征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原本是一些獨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發展，現在則整合成單一的人類社會。
正因為我們已經太熟悉歐洲這些「探索與征服」的過程，常常忘了這件事其實非常特殊。在這之前，世上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要這樣千里迢迢去征服別人，絕不是什麼自然的舉動。縱觀歷史，大多數人類社會光是處理地方衝突、鄰里爭吵，就已經無暇他顧，從來沒想過要前往遠方探索、征服遙遠的國度。絕大多數的大帝國向外侵略，只著眼於鄰近地區，之所以最後幅員廣大，僅是因為帝國不斷向鄰近地區擴張而已。
像是羅馬人在西元前350年至300年征服伊特魯里亞（Etruria，約為現代義大利中西部），目的只是為了保衛羅馬的安全。接著在西元前200年左右征服波河流域（Po Valley，義大利北部），目的只是為了保衛伊特魯里亞。接著，他們又征服了普羅旺斯，以保衛波河流域（約西元前120年），征服高盧，以保衛普羅旺斯（約西元前50年），最後再征服了不列顛，以保衛高盧（約西元50年）。羅馬帝國從羅馬延伸到倫敦，總共花了四百年 。在西元前350年，沒有羅馬人會打算直接乘船揚帆征服不列顛。
雖然偶爾會有某個雄心勃勃的統治者或冒險家，展開長途的征討或探險，但通常都是順著早已成形的帝國道路或商業路線行進。以亞歷山大大帝為例，他並未建立新的帝國，而是推翻並接手了原本就已存在的波斯帝國。最接近現代歐洲帝國的例子，在古代是雅典和迦太基這兩大海上帝國，至於中世紀則是位於現今印尼泗水一帶、曾在十四世紀掌控大半印尼地區的滿者伯夷（Majapahit）海上帝國。但就算是這些帝國，也很少會貿然前往未知的海域，如果和現代歐洲人的全球大航海相比，可說只是地方事業。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明代鄭和下西洋，不但時間早於歐洲，而且規模也有過之無不及。1405年到1433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最遠抵達了印度洋彼端。規模最大的一次，艦隊有將近三百艘船、成員近三萬人。 他們曾抵達印尼、斯里蘭卡、印度、波斯灣、紅海和東非。中國船隻曾經停靠在沙烏地阿拉伯一帶主要的港口吉達（Jedda），也曾停泊在肯亞沿海的馬林迪（Malindi）。相較之下，哥倫布在1492年的船隊只有三艘小船，帶了120個水手，簡直就像是小蚊子碰上大飛龍。
然而，這兩者有一項關鍵的區別。鄭和下西洋四處探訪，對擁護大明王朝的各國君主提供協助，但並未試圖攻占或殖民他國。此外，鄭和的遠征並沒有深厚的中國政治文化基礎，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下令鄭和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之後，便突然告終（ 鄭和於返航期間，於1433年2月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 ）。曾經叱咤一時的偉大艦隊遭到解散，珍貴的技術和地理知識亡佚，從此再也沒有具備此等眼界及資源的航海探險家，從中國出航。接下來數百年間，中國的君王依循先前數百年的做法，興趣和野心僅僅及於四方鄰國而已。
從鄭和下西洋得以證明，當時歐洲並未占有科技上的優勢。真正讓歐洲人勝出的，是他們無與倫比而又貪得無厭、不斷「探索與征服」的野心。在過去，雖然某些帝國可能也有能力做到，但羅馬從未試圖征服印度或北歐，波斯從未試圖征服馬達加斯加或西班牙，中國也從未試圖征服印尼或非洲。中國歷代以來，甚至對一海之隔的日本， 幾乎都無征服之心（ 元朝皇帝忽必烈兩度派大軍征伐日本，皆遇颱風而潰敗 ）。
原本，這一切就是如此自然。真正奇怪的是，為何近代初期的歐洲人忽然有了這股狂熱，啟航前往遙遠而完全陌生、充滿異國文化的地方，不僅踏上他人的海岸，還立刻大聲宣告「此疆已歸吾王所有」。
大約在1517年，原本待在加勒比海群島的西班牙殖民者，開始聽到傳言，似乎在墨西哥內陸有個強大的帝國。不過短短四年後，阿茲特克帝國的首都就只剩下悶燒的廢墟，整個帝國成了過去式。墨西哥成了西班牙帝國的殖民地，掌理一切的就是科爾特斯。
而且，西班牙人並沒有停下腳步來慶賀，甚至可說連喘口氣的時間也不浪費，立刻向四方展開了同樣的「探索與征服」行動。不論是阿茲特克人、托爾特克人（Toltecs）或是馬雅人，在超過兩千年的期間，這些中美洲過去的統治者幾乎不知道有南美洲的存在。然而，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後短短不到十年，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不但發現了南美的印加帝國，還在1532 年就把它滅了。
如果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當時對於周遭的世界多一點好奇，知道西班牙人把自己的鄰居給怎麼了，就有可能更積極而成功的抵禦西班牙的入侵。從哥倫布第一次抵達美洲（1492年）到科爾特斯登陸墨西哥（1519年），西班牙人已經征服了大多數的加勒比海群島，建立起新的殖民島鏈。對於受奴役的當地人來說，這些殖民地就像是人間地獄。殖民者既貪婪又無情，以鐵腕政策逼迫他們在礦場或農場工作，只要他們敢有一絲反抗，立刻會遭到殺害。不論是因為極度惡劣的工作環境、或是搭上征服者便船而來的歐洲疾病，當地原住民快速大量死亡。不到二十年，整個加勒比地區的原住民幾近滅絕。西班牙殖民者開始得從非洲進口奴隸，來填補空缺。
這場種族滅絕的浩劫，可說就發生在阿茲特克帝國的家門口，但等到科爾特斯終於踏上帝國東海岸的時候，阿茲特克人對這一切仍然一無所知。對他們來說，西班牙人的到來，幾乎就像是有外星人來訪。阿茲特克人深信自己早就認識了全世界，而且相信絕大多數都在阿茲特克帝國的控制之下。對他們來說，帝國以外竟然還有像西班牙人這種玩意，簡直無法想像。所以，等到科爾特斯和部下來到今天的韋拉克魯斯（Vera Cruz）一帶，登上陽光明媚的海灘，這是阿茲特克人第一次碰到了完全陌生的人類。
他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反應，連這些陌生人究竟算是什麼，也無法確定。對他們來說，這些陌生人與所有已知的人類都長得不太一樣，有蒼白的皮膚、濃密的臉部毛髮、如陽光色澤的頭髮，而且還臭得難以想像。（阿茲特克的衛生水準遠高於西班牙。西班牙人第一次來到墨西哥的時候，不論到了哪些，當地人都派人帶著薰香隨行。西班牙人原本以為這是代表無上的榮耀。但我們從當地文獻發現，這其實是因為當地人覺得這些新來的人實在臭不可當。）
此外，這些外來客的物質文明，更是讓阿茲特克人深感迷惑。 像是西班牙人乘的大船，阿茲特克人想也沒想過，更別提親眼見過。西班牙人會騎乘高大而恐怖的動物，移動迅疾如風。西班牙人還拿著閃閃發亮的金屬棍子，發出閃電和雷聲。此外，西班牙人還有光亮的長劍、堅不可摧的鎧甲 ，當地的木劍和燧石矛完全無法相提並論。
所以，有些阿茲特克人覺得這些人一定是神；但也有人認為這些人是惡魔、死靈、或是強大的巫師。於是，阿茲特克人並未立刻舉全國之力消滅這些西班牙人，而是打算先想一想、等一等、談一談。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著急的必要。畢竟，科爾特斯一行總共還不到550人，帝國人口高達百萬之譜，哪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雖然科爾特斯對於阿茲特克人也同樣一無所知，但他和手下占了一項顯著的優勢。阿茲特克人面對這些長相奇怪、氣味嗆人的外來者，毫無過去經驗得以參考；但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地球上有各種未知的人類疆域，而且講到入侵他人國土、應付未知情況，他們可算是行家中的行家。現代歐洲的征服者心態，正如同當時的科學家，對於未知充滿興奮。
所以，科爾特斯在1519年7月踏上那片灑滿陽光的海灘時，沒有一絲猶豫。就像是科幻小說裡外星人走出太空船一樣，他向那些驚呆的當地人宣告說：「我們是為了和平而來。帶我們去見你們的首領。」科爾特斯說自己是西班牙偉大國王的和平使者，希望能和阿茲特克的統治者蒙提祖馬二世（Montezuma II）進行外交對談。（這是一個無恥的謊言。科爾特斯所率領的，是由一群貪婪的冒險家組成的獨立探險隊。西班牙國王根本沒聽說過科爾特斯，也沒聽說過阿茲特克人。）
從當地與阿茲特克人敵對的部落，科爾特斯得到了嚮導、食物和一些軍事援助，接著他就大搖大擺，走向阿茲特克的首都：繁華熱鬧的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
阿茲特克人就這樣，讓這群外來者一路來到首都，還恭恭敬敬的引導他們去見皇帝蒙提祖馬二世。謁見到中途，科爾特斯一聲令下，配備鐵製武器的西班牙人殺光了蒙提祖馬二世的守衛（他們畢竟只配有木棍和石刀）。原本的嘉賓，就這樣讓主人成了階下囚。
這時，科爾特斯的處境十分微妙。雖然皇帝在他手上， 但他位於一處幾乎一無所知的大陸，還被幾萬個憤怒的戰士、幾百萬個與他敵對的平民團團包圍。他能夠依賴的只有幾百名西班牙手下，另外最接近的西班牙援軍在古巴，足足有1,500公里之遙。
科爾特斯將蒙提祖馬二世囚在宮中，安排得似乎皇帝仍然可自由活動，掌管一切，而他這位「西班牙大使」就是客人。因為阿茲特克帝國屬於權力極度集中的政體，這種前所未有的局面讓整個帝國陷入癱瘓。表面上看來，蒙提祖馬二世仍然統治著帝國，阿茲特克人貴族菁英也繼續聽他號令，但其實就是科爾特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情況為期數個月之久，而在這段時間，科爾特斯一面審問蒙提祖馬二世和他的侍從，一面訓練各種當地語言的翻譯員，還向四面八方派出許多西班牙人探險小隊，熟悉阿茲特克帝國的各個部落、民族和城市。
最後，阿茲特克人的貴族菁英終於起身反抗科爾特斯和蒙提祖馬二世，他們推舉了新皇帝，一舉將西班牙人趕出特諾奇蒂特蘭。然而，原本堅不可摧的巍然帝國已經出現許多裂縫。靠著蒐集來的資訊，科爾特斯得以利用帝國內部的嫌隙，進一步加以裂解。他說服了許多帝國的屬民，和他一起對抗阿茲特克的貴族菁英。這些屬民可說是大大失算。雖然他們也痛恨阿茲特克人的統治，但他們既不認識西班牙人，更不知道發生在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族滅絕慘劇，只是天真的以為，有了西班牙人幫助，就能擺脫阿茲特克貴族的枷鎖。他們從沒想過，最後只是統治者從阿茲特克換成了西班牙人。（而且他們也相信，就算科爾特斯這幾百個人心懷不軌，自己可以輕鬆把他們處理掉 。）於是，這批人為科爾特斯提供了數以萬計的當地軍隊，讓科爾特斯得以圍攻特諾奇蒂特蘭城，最後成功加以占領。
到了這時候，開始有愈來愈多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陸續抵達，有些來自古巴，也有人是直接從西班牙遠道而來。等到當地居民終於看清真相，為時已晚。就在科爾特斯踏上韋拉克魯斯海灘之後的一世紀間，中美洲原住民人口銳減九成，主因是這些入侵者帶來的疾病。就算是倖存者，也發現自己落在一群貪婪無比、充滿種族歧視的人手中，比起阿茲特克國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
科爾特斯登上墨西哥的十年後，皮薩羅抵達印加帝國的海岸。他的人手甚至比科爾特斯更少，總數只有168個人！然而，有了先前入侵的知識和經驗，讓皮薩羅勝券在握。相對的，印加帝國對阿茲特克人的命運依舊一無所知。皮薩羅完全抄襲了科爾特斯那一套伎倆。他先聲稱自己是西班牙國王派來的和平使者，請求謁見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Atahualpa），接著國王便遭到綁架。接下來，皮薩羅同樣靠著與當地部落結盟，先癱瘓、再征服了整個帝國 。如果印加帝國的屬民知道墨西哥那邊人民的下場，想必不會如此輕信這些侵略者。然而，他們就是不知道。
因為視野狹隘而得付出沉重代價的，並不只有中南美洲原住民而已。在亞洲當時的各大帝國（鄂圖曼土耳其、波斯帝國、 蒙兀兒帝國、以及中國）很快就聽說歐洲似乎有了重大發現。然而，他們對這件事卻沒有什麼興趣，還是繼續相信這個世界是以亞洲為中心在旋轉，完全沒打算和歐洲人爭奪美洲、或是爭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航道。當時，甚至像蘇格蘭和丹麥這種國力不振的歐洲王國，都曾經幾次前往美洲探索征服，但伊斯蘭世界、印度和中國卻是無動於衷。
所有的非歐洲政權中，第一個派出軍事遠征隊前往美洲的是日本。時間已來到1942年6月，一支日本的遠征軍占領了阿留申群島的吉斯卡島（Kiska）和阿圖島（Attu），這兩座島嶼位於阿拉斯加海岸，而占領過程中還俘虜了十名美軍士兵和一條狗。但日本就再也沒有向北美洲大陸更進一步了。
有人說鄂圖曼帝國或中國就是因為距離太遠，或是缺乏相關的科技、經濟或軍事工具和手段。但這種說法實在很難說得通。鄭和早在1420年代就已經能遠赴東非，理論上要到達美洲也並非難事。可見中國確實就是不感興趣而已。像是在中國發行的地圖上，一直要到1602年才終於出現了美洲，而且這地圖還是歐洲傳教士畫的。
整整三百年間，無論在美洲、大洋洲、大西洋、太平洋，都是由歐洲人完全宰制。就算出現任何值得一提的衝突，也只是歐洲列強之間的內鬥。於是，歐洲人積累大量財富和資源，終於讓他們也有能力入侵亞洲、擊敗各大帝國，再進行歐洲人之間的分贓作業。等到鄂圖曼、波斯、印度和中國終於驚覺情勢不對，為時已晚。
一直要到二十世紀，歐洲以外的各個文化才真正有了正確的全球觀。而這正是讓歐洲霸權崩潰的關鍵因素之一。像是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裡（1954 -1962），雖然法國軍隊具備了壓倒性的人數、科技和經濟優勢，卻還是遭到阿爾及利亞游擊隊擊敗。原因在於，阿爾及利亞人一方面得到了全球性的反殖民網路支持，一方面也學會如何引導全球媒體的傾向（包括法國本身的輿論）。
另外，小小的北越居然能擊敗如巨人般的美國，也是基於類似的戰略。
我們從這些游擊隊可以看到，就算是超級強權，也可能在某個當地抵抗活動成為全球事件之後，敗下陣來。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蒙提祖馬二世當時能夠操縱在西班牙的輿論，取得西班牙敵對國（葡萄牙、法國或鄂圖曼帝國）的支持，情況會如何不同？
現代科學和現代帝國背後的動力，都是一種不滿足，覺得在遠方一定還有什麼重要的事物，等待他們去探索、 去掌握。然而，科學和帝國之間的鍵結還不僅如此而已。兩者不只動機相同，連做法也十分類似。對現代歐洲人來說，建立帝國就像是一項科學實驗，而要建立某個科學學門，也像是一項建國大業。
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時候，並沒有帶上考古學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或動物學家，來好好研究印度的歷史、文化、土壤和動物。但換成英國征服印度之後，一切都不同了。1802年4月10日，英國開始印度大調查，足足持續長達六十年。期間動用數以萬計的當地勞工、學者和導遊，精心繪製了整個印度的地圖，標示出邊界、測量出距離，甚至埃佛勒斯峰和其他喜馬拉雅山峰的精確高度，也是在此時完成測量。雖然英國確實四處探勘印度各邦的軍事及金礦資源，但他們同時也不辭勞苦，蒐集了關於罕見印度蜘蛛的資訊，為各種色彩斑斕的蝴蝶編目，追查已經失傳的印度語言源頭，以及挖掘一處又一處遭到遺忘的廢墟。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中，曾有一座大城摩亨佐達羅（ Mohenjo-daro，印度語「死亡之谷」 ），在大約西元前3000年一片繁華，但到了西元前1900年卻遭到摧毀。在英國之前，不管是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德里蘇丹國，或是偉大的蒙兀兒帝國，這些印度統治者從來沒對這片廢墟多瞧上一眼。然而，英國一項考古調查在1922年發現了這片遺跡，派出考古小組加以挖掘。就這樣發現了印度最早的偉大文明。而這點在之前，沒有任何印度人曾有意識。
另一項可看出英國科學好奇心的，是楔形文字的破譯過程。楔形文字曾是中東地區長達三千年左右主要使用的文字，但可能在第一個千禧年開始的時候，能夠識讀這種文字的人，就都過世了。從那時之後，雖然當地居民常常看到刻有楔形文字的紀念碑、石碑、古蹟和碎鍋碎盆，但從來不知道該怎麼讀懂這些長相怪異、有稜有角的文字，而且據我們所知，他們也從來沒有任何嘗試。
直到1618年，歐洲人開始發現楔形文字。當時西班牙在波斯的大使前往古代城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遺跡參觀，看到了這些文字，而且居然沒有人能向他解釋。歐洲學者口耳相傳，知道發現了一種未知的文字，讓他們好奇心大作。1657年，歐洲學者發表了第一份來自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抄本。後續的抄錄愈來愈多，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間，許多西方學者都為了試圖破譯而大傷腦筋，但都沒有人成功。
直到1830年代，一名英國軍官羅林森（Henry Rawlinson）被派往波斯，協助波斯以歐洲的方式來訓練軍隊。羅林森於閒暇時間，在波斯四處遊覽。某天，當地嚮導帶他來到札格羅斯山脈的一處懸崖，讓他看看巨大的貝希斯敦銘文（Behistun inscription）。這則銘文大約高十五公尺、寬二十五公尺，是在大約西元前500年由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刻在這處懸崖上，而且分別使用了三種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埃蘭文（Elamite）和巴比倫文。雖然當地民眾人人都知道有這處銘文，但沒人讀得懂。羅林森相信，只要能破譯這些文字，他和其他學者就能夠瞭解，當時在中東各地大量出土的文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將可說是打開了一扇大門，能夠前往遠古被遺忘的世界。
想要破譯這些文字，第一步就是要能精確的加以抄錄，好傳回歐洲。於是，羅林森冒著生命危險，爬上這處懸崖，把這些奇怪的字母全部抄了下來。他也雇用幾位當地民眾，其中特別是一個庫德族的男孩，得爬到那些最難抵達的地方，好抄下銘文的上半部。1847年 ，這項完整並準確的抄錄終於完成，送往歐洲。
羅林森並未就此滿足。雖然他身為軍官，有軍事和政治上的任務要完成，但一到空暇時刻，他就不斷研究這份神祕的文字，想方設法，終於讓他成功破譯了一部分古波斯文的碑文。這項工作之所以相對簡單 ，是因為古波斯文和現代波斯文的差別並不太大，而羅林森對現代波斯文知之甚詳。瞭解了古波斯文的部分之後，就讓他掌握了破譯埃蘭文和巴比倫文部分的關鍵。
於是，這扇大門終於敞開，讓我們彷彿聽到了古代喧囂繁忙的聲音，有蘇美市集的人聲鼎沸、亞述國王的宏亮宣告，以及巴比倫官僚之間的種種爭論。如果沒有羅林森這種現代歐洲帝國主義者，許多古代中東帝國的命運，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為人所知。
另一位重要的帝國主義學者是瓊斯（William Jones）。他在1783年9月抵達印度，擔任孟加拉最高法院的法官，從此對印度深深著迷，不到半年就成立了亞洲學會。這個學術組織致力於研究亞洲的文化、歷史和社會，其中又特別以印度為重。兩年後，瓊斯發表了他對梵語的觀察，成為現代比較語言學的奠基之作。
梵語是一種古老的印度語言，後來成為印度教神聖儀式中所用的語言。但瓊斯指出，梵語竟然和希臘語、拉丁語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這些語言也都和哥德語、凱爾特語、古波斯語、德語、法語和英語若合符節。例如梵語的「母親」是「matar」，而古凱爾特語則是「mathir」。據瓊斯推測，所有這些語言一開始必定有共同的來源──來自古老而已遭遺忘的祖先。就這樣，瓊斯成為第一個發現後來稱為「印歐語系」的人。
瓊斯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除了因為他提出一項大膽而且正確的假設，也是因為他發展出一套能夠系統化比較語言的過程。其他學者也採用了這套研究方法，於是就能開始系統化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語言發展。
語言學研究得到帝國的熱烈支持。歐洲帝國相信，要讓殖民統治更有效，就必須瞭解這些屬民的語言和文化。當時，英國派駐印度的官員必須在加爾各答的一所學校上課三年，上課內容除了英國法律，也得讀印度法律和穆斯林法律；除了希臘語和拉丁語， 也得學梵語、烏爾都語和波斯語；除了數學、經濟學和地理學，也必須學習泰米爾文化、孟加拉文化和印度文化。學習語言學之後，對於瞭解當地語言的結構和語法，大有助益。
有了瓊斯、羅林森等人的研究後，歐洲征服者對於帝國的風俗民情瞭若指掌 ，不僅超過以往所有征服者，甚至連當地民眾都自嘆弗如。而更多知識也帶來明顯的實際利益。印度人口有數億之多，英國在印度的人數相較之下少得荒謬；要不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知識，英國不可能得以掌握、壓迫和剝削這麼多印度人達兩個世紀之久。從整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倚賴不到五千人的英國官員、大約四萬到七萬名英國士兵，再加上大約十萬個英國商人、幫傭、妻小等等，英國就征服並統治了全印度大約三億人口。
然而，帝國之所以資助語言學、植物學、地理學和歷史學，並不只是為了實用而已。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原因，在於資助科學研究能夠改變帝國子民的思想和意識型態，讓帝國的擴張統治合理化、正當化。近代歐洲人開始相信「學習新知」必定是好事，正是因為帝國不斷產生新知識，讓他們自以為自己國家的對外擴張和殖民統治，就代表著進步與正面
就算到了今天，講到地理學、考古學和植物學的歷史，還是不能不提歐洲帝國直接或間接的支助。例如講到植物學的歷史，很少會提到澳洲原住民為此受盡折磨，而只是大肆讚揚庫克船長和植物學家班克斯的貢獻。
此外，帝國取得新知之後，至少理論上應該也有益於當地被征服的民族，讓他們享受到「進步」的好處。例如獲得醫療和教育、修築鐵路和運河，以及確保司法公正、經濟繁榮。帝國主義人士聲稱，他們的管理不是毫無節制的剝削行為，而是利他的舉動，是要照顧這些非歐洲民族。以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白人的承擔」：
挑起白人的承擔
派出最佳的子民
讓自己的子嗣形同流放
只為了滿足俘虜的需要；
穿戴所有重裝備
服務那些煩躁野蠻、
新擄獲、性格陰沉的人民
他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幼稚的小孩。
當然，事實往往會戳破這些虛構的故事。1764年英國征服孟加拉，當時這是印度最富有的省份。這批新的統治者除了橫征暴斂之外，並無心治理，所採行的經濟政策簡直是災難，短短幾年便導致孟加拉大饑荒爆發。大饑荒始於1769年，在1770年達到頂峰，而且持續到1773年才結束。在這場災難中，有一千多萬人口死亡，相當於全孟加拉三分之一的人口。
事實就是，不管是只講到英國的壓迫和剝削，或是只講到「白人的承擔」，都不是完全的事實。畢竟，歐洲各帝國以這麼大的規模做了這麼多事，不管是想站在哪一邊，都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事件得以佐證。你覺得這些帝國就是邪惡的怪物，在全球各地四處散播死亡、壓迫和歧視嗎？隨便把他們的罪行列出來，就足以編成一部百科全書了。你覺得這些帝國其實為屬民提供了新的醫藥、更佳的經濟環境、更多的安全嗎？隨便把他們的成就列出來，也足以編成另一部百科全書。
正因為帝國與科學密切合作，就讓歐洲的帝國有了如此強大的力量，讓整個世界大為改觀；也是因為如此，我們很難簡單斷言這些帝國究竟是善是惡。正是帝國創造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而且，其中還包含我們用以判斷世界的意識型態。
然而，科學也被帝國主義者用於某些邪惡的用途。不論生物學家 、人類學家、甚至語言學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學證據，證明歐洲人優於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權力（或許也是責任？）統治他人。
自從瓊斯提出所有印歐語言同源同宗、來自某一個特定的遠古語言，學者們便前仆後繼，渴望找出究竟是誰曾經說著這種語言。他們注意到，最早的梵語族群是在大約三千年前，從中亞入侵印度的，他們自稱為「雅利亞」（Arya）。而最早的波斯語族群，則自稱為「艾利亞」（Airiia）。於是歐洲學者推測，這些講著梵語和波斯語（以及希臘語、拉丁語、哥德語、凱爾特語）原始語言的人，一定是某種雅利安人 （Aryan）。會不會真這麼巧，偉大的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是「勤勉的雅利安人」所創？
接下來，英法德各國學者開始把有關「勤勉的雅利安人」 的語言學理論，與達爾文的天擇理論結合，認為所謂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語言族群，而是某種生物族群，也就是一個種族。而且，這可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種族，而是一個上等種族，身材高大、金髮碧眼、工作勤奮而且極度理性， 他們就這樣從北方的迷霧中走出來，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礎。但遺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開始與當地原住民通婚，於是不再有白晰的膚色與金髮，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奮。於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況愈下。但在歐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還是維持著純潔無汙染的種族特性。正因如此，歐洲人必須要征服世界，而且他們最適合擔任世界的統治者；不過可得小心，別遭到其他劣等種族混血汙染。
在幾十年間，這一款種族主義理論甚囂塵上，但現在已經成了科學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禁忌話題。雖然我們還是英勇抵抗著種族主義，但卻沒發現戰線已經轉移，過去種族主義在帝國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現在都由文化主義 （culturism）借殼上市了。目前這個名詞尚未明確定義，但差不多是可以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了。對今日許多菁英份子而言，要比較判斷不同人群的優劣對比，幾乎講的總是歷史上的文化差異，而不再是種族上的生物差異。我們不再說「這就存在他們的血液裡」，而是說「這就存在他們的文化裡」。
因此，就算是反對穆斯林移民的歐洲右翼政黨，也會小心避開種族歧視的用語。以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為例，黨魁勒龐（Marine le Pen）絕對不可能在電視上大聲表示：「我們不希望這些下等的閃族人，汙染我們的雅利安人血統，破壞我們的雅利安人文明 。」然而，不管是法國的民族陣線、荷蘭的自由民主黨、或是奧地利的奧地利未來聯盟，都認為：西方文化根植發展於歐洲，具有民主、寬容、性別平等的特質，而穆斯林文化根植發展於中東，具有階級政治、宗教狂熱、歧視女性的特質。正因為這兩種文化如此不同，而且許多穆斯林移民不願（或許也不能）採納西方的價值觀，因此不應允許他們移居進入西方社會，以免造成內部衝突，破壞了歐洲的民主和自由主義。
像這些文化主義者的論點，也有一套人文社會科學在背後支持，強調的是所謂的文化衝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間根本上的差異。但並不是所有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接受這些理論，或是支持它們在政治上的應用。
雖然，現在的生物學家已經可以指出「現有人類族群之間的生物差異，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從而輕鬆推翻種族主義的論調；然而對於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要推翻文化主義卻沒那麼簡單。畢竟，如果人類文化之間的差異真是那麼微不足道，我們又為什麼要付錢給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請他們研究分析？
科學家為帝國提供了各種實用知識、思想基礎和科技工具，要是沒有他們，歐洲人能否征服世界仍是未定之數。至於征服者報答科學家的方式，則是提供各種資訊和保護，資助各種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將科學的思考方式傳到地球上的每一個偏遠角落。如果沒有帝國的支持，科學能否發展得如此蓬勃，也在未定之天。
絕大多數的科學學門一開始的目的，都只是為了讓帝國繼續發展，而且許多發現、收藏、硬體設施和獎助金，也都多虧了陸海軍及帝國統治者的慷慨協助。
但很顯然，這還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國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支持著科學的發展。而且，歐洲各個帝國能夠蓬勃興盛，原因也不僅僅是科學而已。不論是科學或帝國，它們能夠迅速崛起，背後都還潛藏著一股特別重要的力量：資本主義。
要不是因為商人想賺錢，哥倫布就不會抵達美洲，庫克船長就不會抵達澳洲，阿姆斯壯也就沒辦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