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商業、帝國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後終於將幾乎每個智人，都納入了我們今天的全球世界。這個擴張和一統的過程並不是完全直線發展、一帆風順。但縱觀大局，可以看到從許多小文化、到少數大文化、再到最後的全球單一文化，應該是人類歷史無法避免的結局。
然而，雖然我們說全球無法避免成為單一文化，但它並不見得會是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化。我們當然可以想見其他可能性。為什麼現在的全球語言是英語，而不是丹麥語？為什麼世界上有大約20億基督徒、1 2.5億穆斯林，但祆教只有15萬人、摩尼教已經完全消失？
如果我們能反覆回到一萬年前，讓一切重新開始，是不是能一再看到一神教的興起、二元論宗教的衰落？
這種實驗非人力可及，所以我們確實無從確定。但我們可以檢視歷史學的兩種重要特質，讓我們得到一點線索。
歷史的每一個時間點，都像是叉路口。雖然我們回首來時路，從過去到現在已經只剩下單行道；但是未來卻還有無數的叉路等待我們。其中某些路比較寬、比較平坦、路標比較明確，所以也是比較可能的選擇。然而，歷史有時候就是選擇了一些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
像是在西元四世紀初，羅馬帝國可以用各種方式解決宗教問題，也可以堅持傳統，維持多元的多神論環境。但羅馬當時的皇帝君士坦丁回顧過去一世紀間無止境的宗教紛擾，似乎是覺得如果能有單一宗教、明確的教義，就能協助他統一各種族。而且，當時可能成為國教的選項眾多，像是摩尼教、崇拜眾神之母希栢利或埃及女神伊西斯的教派、崇拜太陽神的密特拉教（Mithrai sm），還有猶太教、祆教，甚至佛教，都有可能。為什麼他最後選了耶穌？是他在哪方面被基督教神學打動？或是基督教有哪方面的教義讓他覺得便於利用？是他真的受到什麼宗教感召，還是有哪個大臣認為基督教正在迅速擴張，不如趕快搭上順風車？
歷史學家雖然可以推測，但無法提供任何明確的答案。他們可以描述基督教如何 （how）拿下了羅馬帝國，但他們無法解釋為何 （why）能達成這項創舉。而如何與為何之間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時候，是要重建一連串從一點演變到另一點的事件順序。至於要解釋為何的時候，則是要找出因果關係，看看究竟為什麼發生的是這一連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連串的事件。
確實，有些學者會針對像是「基督教興起」這種事件，提出一些斬釘截鐵的解釋，把人類歷史簡化成各種生物、生態或經濟力量的運作。他們認為羅馬帝國時代的地中海地區在地理或經濟方面有某些特殊之處，那裡的人民在基因方面也有某些特殊之處，因此必然促成了一神教興起。然而，對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對於這種斬釘截鐵的理論還是抱持著懷疑。這正是歷史成為一個學門的特點之一：對某個時代的瞭解愈透澈，反而就愈難解釋為什麼發生了這個事件、而不是發生那個事件。但如果對某個時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結果影響，只看到那些最後成真的可能性。於是，他們就用後見之明，來解釋為什麼現在的結果是無法避免的。
事實上，必須要真正更深入瞭解這些時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後並未發生的可能結果。
其實，真正最知道當時情況的人（也就是活在當時的人），正是最看不出歷史走向的人。譬如，對君士坦丁統治下的羅馬人民來說，未來就像是霧裡看花。 歷史的鐵則就是：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毫不明顯。 直到今天，情況仍是如此。我們已經走出全球經濟危機了嗎？還是前面有更大的打擊？中國會不會繼續成長、成為全球第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會不會喪失霸主地位？一神論基本教義派會成為全球的主流，或者不過是地方的小騷動、在未來不值一哂？我們走向的是生態的災難、還是科技的天堂？
以上所有的走向，評論家都各自有一套很完整的論述，但我們就是無法確定何者將成真。但如果過了幾十年後再回顧，我們就會覺得答案真是太明顯了。
特別要強調的是，那些在當代看來最不可能發生的事 ，常常就是最後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元306年即位的時候，基督教不過就是神祕的東方教派。如果當時有人說基督教會成為羅馬的國教，一定會引來哄堂大笑，就像說臺灣人會在2050年全部信仰一貫道（俗稱鴨蛋教）是一樣荒誕無稽。
在1913年10月，布爾什維克黨還只是一個很小的俄羅斯激進黨派。任何理性的人都想不到，不過短短四年後，他們就接掌了俄羅斯。
在西元600年，如果說一小群住在沙漠裡的阿拉伯部落，會征服從大西洋到印度的遼闊土地，更是如痴人說夢。而事實上，如果當時拜占庭軍隊能夠抵抗住第一波猛攻，伊斯蘭教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只是邊陲的異教組織，只有一小群信眾。在這種時候，如果學者要解釋為什麼某個中年麥加商人得到的天啟， 沒能成為熱門信仰，簡直是再簡單不過了。
但這也不是說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地理、生物和經濟力量確實會造成限制。但限制之下仍然有許多發展空間，目前還看不出來有任何能夠統攝一切的決定性法則。
對於許多希望看到「歷史必然性」的人來說，這種說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畢竟，宿命論的引人之處，就在於覺得這個世界和我們的信念都是歷史上自然且必然的產物。於是，我們似乎是自然而然就發展出民族國家，自然而然就遵循著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 ，也是自然而然的堅信著人權的概念。如果承認歷史並非必然，等於就是承認了現在的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人權都只是偶然的產物。
然而，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團混沌，歷史就是無法解釋得斬釘截鐵、無法預測得十拿九穩。在同一時間，有多方力量互相影響、互相牽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極小的改變，結果就會有巨大的不同。
不僅如此，歷史還是所謂的二階混沌系統 （“level two” chaotic system）。混沌系統可分成兩種，一階混沌指的是「不會因為預測而改變」，例如天氣就屬於一階混沌系統。雖然天氣也是受到無數因子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建立電腦計算模型，不斷加入愈來愈多因子，讓天氣預報也愈來愈準確。
至於二階混沌系統，指的是「會受到預測的影響而改變」，因此就永遠無法準確預測了。例如市場就屬於二階混沌系統。假設我們開發出一個電腦程式，能夠完全準確預測明天的油價，情況會如何呢？可以想見，油價會立刻因應這個預測而波動，最後也就不可能符合預測。例如，假設目前石油價格是每桶 90美元，而有個絕對準確的程式預測，明天會漲到100美元。商人就會立刻搶進，好在預期的漲價中獲利。但結果就是油價會在今天就漲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才漲。那明天究竟會如何？這件事就沒人知道了。
同樣的，政治也屬於二階混沌系統。很多人批評研究蘇聯的學者沒能預測到1989年的革命，也嘲笑中東專家沒有料到2011年會爆發阿拉伯之春革命。但這是不公平的。從定義上， 革命就是無法預測。如果真能預測有革命，革命就永遠不會成真。
原因何在？假設在2010年，有某些天才政治學者與某個電腦鬼才合作，開發出某種絕對準確的演算法、還有個漂亮的介面，號稱能夠預測是否發生革命。於是，他們向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兜售這項服務，換取了一大筆可觀的酬勞。他們告訴穆巴拉克，隔年在埃及必然爆發大規模革命。
穆巴拉克會如何反應？最有可能的是他會立刻降稅，用數十億美元補助人民，順便也大幅加強祕密警察部隊，細密偵防，以防萬一。於是，這一切的準備工作發揮了效果。一年很快就過去，並沒有發生革命。真是太讓人意想不到了，不是嗎？於是，穆巴拉克要求退款。他向電腦鬼才大吼大叫：「你這套演算法是騙人的！要不是你這套東西，我才不會把錢都拱手送人，我大可多蓋一座宮殿！」電腦鬼才會辯白道：「可是，正是因為我們預測到了， 革命才沒有發生啊！」「你是說，你們預測到了，只是沒有發生？」穆巴拉克一邊說，一邊示意警衛把他們全部抓起來。「這種神棍，開羅的市場到處都有！」
這麼說來，究竟為什麼要學歷史？歷史不像是物理學或經濟學，目的不在於做出準確預測。 我們之所以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要推知未來，而是要拓展視野，要瞭解現在的種種絕非「自然」，也並非無可避免。 未來的可能性遠超過我們的想像。舉例來說，研究歐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們就知道種族歧視絕非自然或無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樣貌。
雖然我們無法解釋歷史做出的選擇，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歷史的選擇絕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隨著歷史演進，毫無證據顯示人類的福祉必然提升。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對人類有益的文化就會成功擴張，而對人類無情的文化就會消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基督教是比摩尼教更好的選擇，或證明阿拉伯帝國比波斯帝國對人類更有利。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歷史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進展；原因就在於「利益」並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不同的文化對於「善」的定義不同，而且並沒有客觀標準可以決定何者為佳。當然，所謂成王敗寇，勝利者永遠相信自己的定義才正確。但我們又為什麼要相信他們呢？基督徒相信，基督教擊敗摩尼教對全人類有益；但如果我們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觀，就沒有理由同意他們的想法。穆斯林也認為，穆斯林攻下波斯帝國對人類有益；但也只有在我們接受穆斯林世界觀的前提下，才會覺得確實如此。很有可能，如果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徹底消失，人類社會反而安和樂利。
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蟲，而人類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蟲或病毒就是這樣住在宿主體內，繁殖、傳播，從一個宿主到另一個宿主，奪取養分、讓宿主衰弱，有時甚至喪命。只要宿主能夠活到讓寄生蟲繼續繁衍 ，寄生蟲就很少關心宿主的情況。
至於文化，其實也是以這種方式寄生在人類的心中。它們從一個宿主傳播到另一個宿主，有時候讓宿主變得衰弱，有時候甚至讓宿主喪命。任何一個文化概念（像是基督教在天上的天堂，或是共產主義在地球上的天堂） ，都可能讓某人畢生致力於傳播這種想法，甚至為此犧牲生命。於是，人死亡了，但想法持續傳播。根據這種說法，文化並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是某些人為了剝削他人而設計出的陰謀，而是因為種種機緣巧合所出現的心理寄生蟲，從出現之後就開始剝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
這種說法有時稱為瀰因學 （memetics）。瀰因學假設，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於基因（gene）這種生物資訊單位的複製，文化演化則是基於瀰因 （meme）這種文化資訊單位的複製。 而所謂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別善於複製其瀰因，而絲毫不論這對於宿主人類的成本或利益。
多數人文學者看不起瀰因學，認為這只是非專業人士用了一個粗糙的生物學類比，試圖解釋文化的進程。然而，同樣這批人文學者卻有許多人擁抱了瀰因學的雙胞胎兄弟： 後現代主義 。對於後現代主義思想家來說，文化的基石不是瀰因，而是「話語」。只是他們也同意，文化傳播時並不考慮人類的利益。例如，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將民族主義形容成一種致命的瘟疫，於十九到二十世紀在全世界流傳，引起戰爭、壓迫、仇恨和種族滅絕。只要有某個國家的人受到感染，鄰國的人就也有可能感染這種病毒。雖然民族主義病毒讓自己看起來對全人類有利，但其實主要還是對自身有利。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 賽局理論 （game theory）也常有類似的論點。賽局理論告訴我們，在有多位參與者的時候，某些概念和行為模式可能對「所有」參與者都有害、無一倖免，但這些概念和行為模式就是有辦法繼續存活下去。
軍備競賽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很多時候，各國的軍備競賽只會拖垮所有彼此對立的國家，並不會真正改變軍事力量的平衡。巴基斯坦買了先進戰機，印度就立刻跟進。印度發展核彈，巴基斯坦也有樣學樣。巴基斯坦擴編海軍，印度就立刻仿效。在這一切過程結束的時候，雙方權力平衡很可能根本和過去沒什麼改變，但原本可用於教育或醫療的數十億美元經費，就這樣浪費在武器上了。然而這種軍備競賽的發展，勢難抗拒。軍備競賽就是一種行為模式，像是病毒一樣，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傷害了所有人，只對行為模式本身有利，符合演化論上繁衍、複製的要求。（在此一提，軍備競賽也像「自私的基因」一樣，本身並沒有意識，並不是自覺的在尋求生存和繁殖。其傳播是在難以阻擋的發展下 ，一個意外的結果。）
於是，無論我們把歷史發展的動力稱為賽局理論、後現代主義或瀰因學，「提升人類福祉」絕不是主要目標。並沒有證據顯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對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樣，歷史的演進並不在意生物個體是否幸福。至於對個別的人類來說，即使受到了歷史演進的影響，但通常一方面太過無知、一方面又太過軟弱，因此無力改變。
歷史就這樣，從一個叉路走到下一個叉路，而選擇走某條道路而非另一條的原因，總是神祕而不得而知。大約在西元1500年，歷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選擇，改變的不只是人類的命運，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運。我們將它稱為「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始於西歐，這裡可說只是亞非大陸的一個巨大半島，在這之前並未在歷史上發揮重大作用。但為什麼科學革命是出現在此，而不是出現在中國或印度？又為什麼是第二個千禧年的中葉，而不是兩百年之後、或是三百年之前？這一切，我們都不知道。學者已經提出數十個理論，但都不特別具有說服力。
歷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許多的可能性最後都未成真。我們不難想像，歷史其實很有可能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的過去，從未發生科學革命。我們也不難想像，就算沒有基督教、沒有羅馬帝國、沒有金幣，歷史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