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並沒有讓人擁有踢足球賽的能力。確實，演化讓人有腳能踢球、有肘能犯規、還有嘴能罵人，但這些加起來，頂多就是讓人能自己玩玩球而已。想在某個下午，和球場上的陌生人一起來踢場足球賽，不只得和十個可能從未見過面的人合作當隊友，還得知道對方十一個人也會遵守一樣的規則。
有些時候，其他動物也會和陌生同類合作，進行仿若儀式的攻擊舉動，但通常都是出於本能。例如幾隻小狗有時候會圍攻一、兩隻小狗，咬來咬去、亂成一團，但那是深植於牠們基因裡的設計。而我們人類的孩子體內，可沒什麼玩足球的基因。我們之所以能和完全陌生的人踢場球賽，是因為大家都學過同樣一套足球規則。這些規則全部都是想像出來的，不過只要大家都同意，還是能玩得十分開心。
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像是王國、教會或貿易網等較大的規模，只有一項重要區別：複雜的程度不同。相對來說，足球的規則簡單明瞭，很像是過去狩獵採集時代，各個小部落或小村莊之間要合作時的共識。所有球員都可以輕輕鬆鬆把規則全部記在腦子裡， 同時大腦還有餘裕記得一些歌曲、影像，甚至是待會要買什麼。只不過，如果不是像這樣只有22個人要合作，而是有幾千人、甚至幾百萬人要合作，需要儲存及處理的資訊量就會極度龐大，絕不是任何單一人腦所能記憶處理的 。
某些其他物種（像是螞蟻和蜜蜂）也能形成大型社會，而且穩定又靈活。但這是因為牠們的基因組裡就已經儲存了合作所需的大部分資訊。蜜蜂的未受精卵會發育成雄蜂，受精卵則發育成雌蜂，雌蜂幼蟲依據被餵食的食物不同，長大後可能成為蜂后，也可能成為一般的工蜂。在牠們的DNA裡，已經為兩種不同角色都設定好必要的行為模式，前者讓牠能母儀天下，後者則讓牠盡心盡力、認真工作。蜂巢的社會結構非常複雜，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工蜂，有的負責覓食、有的負責照護、有的負責清潔等等。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可沒人見過有蜜蜂當律師負責打蜜蜂官司。之所以蜜蜂不需要律師，是因為不會有蜜蜂打算違反什麼蜂巢憲法，認為清潔蜂不該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但人類可就不同了，這種事總是不斷發生。因為智人的社會秩序是透過想像而建構，維持秩序所需的關鍵資訊無法單純靠DNA複製就傳給後代，需要透過各種努力，才能維持種種法律、習俗、禮儀，否則社會秩序很快就會崩潰 。舉例來說，漢摩拉比國王將人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隸，但這件事並不存在人類的基因組裡，並不是一個自然的區分方式。如果巴比倫人無法讓大家的心裡都有這項「真理」，整個社會就會停止運作。同樣的，就算是漢摩拉比本人，他後代的DNA裡也沒記載上等人如果殺了個平民女性就該付30舍客勒的銀子。漢摩拉比必須特地教導他的兒子，告訴他帝國的法律是如何如何，以後再由兒子來教孫子，以此代代相傳。
一個帝國要運作，會產生大量的資訊。除了法律之外，帝國還必須記錄各種交易和稅收、軍用物資和商品的庫存量，還有各種節慶及打勝仗的日期。在先前的幾百萬年間，人類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記錄資訊：他們的大腦。但很遺憾，對於整個帝國這麼大的資料量來說，人類的大腦並不是很好的儲存設備，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大腦的容量有限。確實有些人記憶力驚人，而且古代也有人專研記憶術，整個省的地形地勢瞭然於胸、整部國家法典倒背如流。儘管如此，還是有連記憶大師也無法超越的限制。像是律師就算能把整個麻州的法條都背起來，也不可能把從十七世紀塞勒姆（Salem）女巫審判以降、所有的訴訟細節全記得一清二楚。
其次，人類總難免一死，而大腦也隨之死亡。所以任何儲存在大腦裡的資訊，大多在一個世紀內就會消失。當然，我們可以把記憶從一個大腦傳遞到另一個大腦裡，但傳遞幾次之後，資訊總是會失真、或是遭到遺忘。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人類的大腦經過演化，只習慣儲存和處理特定類型的資訊。為了生存，遠古的狩獵採集者必須能夠記住數千種動植物的形狀、特性和行為模式。像是他們必須記住，一朵皺巴巴的黃色菇類，如果是秋天長在榆樹下，就很有可能有毒，但如果是冬天長在橡樹下，就是一種很好的胃藥。此外，狩獵採集者也得記住部落裡幾十個人彼此的意見和關係。例如，假設露西需要部落裡有人幫她擋住約翰，叫他別來騷擾她，就很需要記得像是約翰上星期與瑪麗吵了一架，所以現在找瑪麗來幫她擋住約翰，瑪麗肯定樂意。因此，演化壓力讓人類的大腦善於儲存大量關於動植物、地形和社會活動的資訊。
然而在農業革命之後，社會開始變得格外複雜，另一種全新的資訊類型也變得至關重要：數字。
採集者以前從來不需要處理大量的數字，例如採集者不用記得森林裡每棵樹上有幾枚果子；也因此，人類的大腦不習慣儲存數字和處理數字。然而如果要管理一個大國家，數字可說是一大關鍵。國家光是立法、講些關於守護神的故事還不夠，像是收稅這種事就萬萬不可少。而為了向數十萬國民收稅，就必須先蒐集關於國民收入及財產的數據、關於繳款的數據、關於欠款和罰款的數據、關於扣除額及免稅額的數據。這些數字總共會有數以百萬位元計的資料需要儲存和處理。國家要是無法應付，就永遠不知道手中有什麼資源、未來又能利用什麼資源。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講到要記憶、回憶、處理這類的數字，不是覺得腦力過載，就是覺得昏昏欲睡。
這種人腦的限制大大局限了人類合作的規模和程度。如果某個社會的人數和物品的數量超過某個臨界值，就必定需要儲存和處理大量的數字資料；但人腦又力有未逮，於是過於龐大的社會系統就會崩潰。 正因如此，就算在農業革命後的數千年間，人類的社會網絡比起現代，還是相對規模較小、也相對簡單。
最早克服這項問題的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蘇美人。當地豔陽高照、平原肥沃，發展出發達的農業、繁榮的城鎮。隨著居民人數增長，要協調各項事務所需的資訊也不斷膨脹。在西元前3500年至3000年之間，一些不知名的蘇美天才發明了一套系統，可以在人腦之外儲存和處理資訊，而且是專為處理大量數字資料量身打造的。從此，蘇美人的社會秩序不再受限於人腦的處理能力，開始能走向城市、走向王國和帝國。蘇美人所發明的這套數字處理系統，正是書寫文字 。
文字是透過實體符號來儲存資訊的方式。蘇美文字系統的做法是結合了兩種類型的符號，刻印在黏土泥板上。第一種符號代表的是數字 ，分別有符號可以表達1、10、60、600、3,600以及36,000。（蘇美人的數字系統分別以6和10做為基數。即使到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還是處處可見以6為基數的數字系統，例如一個圓有360度、一天有 24小時）。另一類型的符號則代表人、動物、商品、領土、日期等等。結合這兩種符號，蘇美人能夠記下的資料量，就能夠遠勝於任何大腦的容量、或任何DNA所含的遺傳密碼。
在早期，文字只用來記錄事實和數字。就算蘇美人當時真的有過小說， 也從來不曾刻印到泥板上。畢竟，當時要寫下文字不僅耗時，而且能閱讀的群眾也太少，所以除了必要的記錄之外，實在沒有書寫的必要。如果我們想知道人類的祖先在五千年前，是不是寫下了什麼智慧的話語，很可能會非常失望。舉例來說，目前找到人類祖先最早留給我們的訊息是「29,086單位大麥37個月庫辛」。這句話最有可能的解讀是：「在37個月間，總共收到29,086個單位的大麥。由庫辛簽核。」
很遺憾，人類史上的第一個文本，不但不是哲學巧思 、不是詩歌、不是傳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對王室歌功頌德，而是無聊至極的流水帳，記錄了各種稅務、債務，以及財產的所有權。
除此之外，遠古時代只有另一個其他類型的文本倖存，而且甚至比那塊泥板更無趣：就只是一堆單詞，由當時的文士一再重複抄寫，做為練習。其實，就算當時的學生已經抄帳單抄到深感無聊，想要自己寫首詩，客觀條件也不允許。最早的蘇美文字只能部分表意，而無法完整表意。所謂完整表意 （full script），指的是這套符號能夠大致完整表達出口頭語言；這樣一來，就能表達一切人類口傳的內容，包括詩歌。但另一方面，所謂部分表意 （partial script），就是指這套系統只能呈現特定種類的資訊、局限於特定領域的活動。舉例來說，拉丁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盲人點字都能夠完整表意，不論是稅籍、 商事法、菜單、情詩、史書，全部難不倒它。相較之下，最早的蘇美文字就像是現代的數學符號和音樂符號，只能部分表意。例如數學符號雖然能用來計算，但要寫情詩就做不到了。
對蘇美人來說，蘇美文字不能拿來寫詩，似乎並不是什麼大問題。畢竟他們發明文字的目的不在於複製口語，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語沒做到的事。這就好比在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前，安地斯山脈就有一些文化，從來只有部分表意的文字，他們並不會覺得這樣不夠用，也不覺得有必要發展成完整表意的文字。安地斯文化的文字和蘇美文字大有不同，不同的程度大到有很多人甚至不認為安地斯文化的文字是一種文字。
安地斯文化的文字不是寫在泥板或紙張上，而是在各種顏色的繩子上打結來表示，稱為結繩語 （quipu）。每個結繩語的文本，都有許多不同顏色的繩子（材質可能是羊毛，也可能是棉花），在每條繩子的各種位置上，綁著幾個結。光是一個結繩語文本，就可能有數百條繩子、幾千個結。透過這些不同顏色、不同繩子、不同打法的結，安地斯文化就能記錄大量的數字資料，像是稅收或是財產資料。
而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來，對於安地斯山脈當地城市、王國和帝國的商業來說，結繩語都是不可或缺的。 結繩語在印加帝國時期達到鼎盛，當時印加帝國人口約有十萬到十二萬，疆域涵括今日的祕魯 、厄瓜多和玻利維亞，以及部分的智利、阿根廷和哥倫比亞。這樣龐大的帝國需要複雜的行政系統，也就需要儲存和處理大量資料，要是沒有結繩語，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事實上，正因為結繩語有效又準確，就算在西班牙人占領南美之後，還是用結繩語來管理他們建立的新帝國。但問題在於，西班牙人並不知道該如何記錄和閱讀結繩語，一切有賴當地專業人士協助。這些新統治者很快便意識到，這讓當地的結繩語專家能夠輕易欺瞞和誤導統治者，情勢大大不利。所以等到西班牙的統治勢力站穩扎根了，就全面廢棄結繩語，所有紀錄皆改用拉丁文和數字。而在西班牙占領過後，結繩語文本絕大多數均已佚失，即使倖存，也因為能閱讀的人才凋零，成了無人能懂的文本。
終於，美索不達米亞人開始希望：除了無聊的數字資料外，還能寫些別的東西。在西元前3000到2500年間，蘇美文字系統逐漸加入愈來愈多的符號，成為能夠完整表意的文字，我們今天稱之為楔形文字 （cuneiform）。到了西元前2500年，國王已經能用楔形文字頒布法令，祭司用它來記錄神諭，至於一般平民大眾則是用來寫信。
差不多同一時間，埃及也發展出另一種能夠完整表意的文字，稱為古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s）。另外，中國在大約西元前1200年、中美洲各地在西元前1500年間，也都發展出了完整表意的文字。
從這些最初的農業中心，完整表意的文字開始向四方傳播，並發展出各種形式以及新用途，讓人開始用文字來寫詩、編史、記食譜、耍浪漫、演戲劇、甚至提預言。然而，文字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記錄大量的數字資料，而這也是部分表意文字的特別強項。無論是《希伯來聖經》、希臘史詩《伊里亞德》、印度的長敘事詩 《摩訶婆羅多》，或是佛教的《大藏經》，一開始都是口述作品。這些作品世世代代靠的都是口傳，就算沒有發明文字，也還是會流傳下去。但講到稅務登記和複雜的官僚制度，就必須等到部分表意的文字出現後，才應運而生， 而且就算到了今天，還是像連體嬰一樣密不可分──就好像你想進入電腦資料庫查詢、或打開電子試算表，都需要鍵入使用者代碼和使用者密碼一般。
隨著愈來愈多的事情透過文字記載，特別是行政檔案資料變得無比龐雜，也就出現了新的問題。
記在人腦裡的資訊找起來非常方便。以我自己為例，雖然我的大腦裡藏著幾十億位元的資料，但我可以幾乎是立刻想起義大利首都的名字，再想起我在2001年911事件那天做了什麼，還能馬上想出從我家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路線。至今，大腦為何能做到這樣，仍然是謎，但我們都知道，大腦的檢索系統效率實在驚人。（只不過，找鑰匙這件事可能是例外。）
那麼，如果是結繩語的繩子、或是刻著文字的泥板，又該怎麼檢索資料呢？如果只有個十片、甚至一百片泥板，都還不是問題。不過，若是像漢摩拉比同時代的馬里（Mari）城邦的國王齊默里寧（Zimrilim），已經累積了數千片泥板，該怎麼辦？
想像一下在西元前1776年，兩個馬里人在爭論一片麥田的所有權。雅各言之鑿鑿，說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向以掃買了這片田。 但以掃不同意，說他只是把這片田地租給雅各，租期三十年，現在租期到了，他要收回土地。雙方火氣上升，開始互相叫囂推打，但他們忽然想到，可以到王室的檔案庫去查查，那裡有全王國房產地產的產權紀錄。
但是等他們抵達了檔案庫，兩人就被各部門的人，像皮球踢來踢去，叫他們先坐下來喝杯青草茶、歇一會兒，或是明天請早。好不容易終於有個承辦人員一邊碎碎唸、一邊帶著他們去找相關的泥板。承辦人員打開一扇門，來到一個巨大的房間，從地板到天花板堆積著成千上萬片泥板。也難怪承辦人員心情糟，他該怎樣才能找到記著三十年前麥田合約的那塊泥板？就算找到了，又怎麼能知道這塊三十年前的泥板就是關於這片麥田的最新合約？另外，如果找不到這塊泥板，難道就能說以掃從未出售或出租這片麥田嗎？會不會只是泥板搞丟了，或是某次下雨滲水把它給溶了？
顯然，光是把紀錄壓印在泥板上，並沒有辦法讓資料處理有效率、準確和方便。我們還需要有組織工具（像是編目）、快速的複製工具（像是影印機）、快速準確的檢索工具（像是電腦搜尋），而且還得有夠聰明（最好心情還能好一些）的負責人員，能夠瞭解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事實證明，要發明這些工具比發明書寫文字難上太多了。在許多時間和地點都相差甚遠的文化裡，都曾各自發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統。每隔幾年，總有考古學家又發現了其他某種被遺忘的文字，甚至有些還可能比蘇美泥板更久遠。但這些文字多半就只是些新鮮卻不實用的發明，原因就在於這些文化沒能找出方法，來有效編目和檢索資料。而蘇美 、古埃及、古中國和印加帝國的特殊之處，就在於這些文化都發展出了良好的技術，能夠將文字紀錄予以歸檔、編目和檢索，另外還投入資本，培養人才來負責抄寫、做資料管理和會計事務。
考古學者在美索不達米亞發現了一份當時的書寫作業，讓我們得以一窺大約四千年前的學生生活：
我走進去坐下，老師來檢查我的泥板。
他說：「你漏了一些東西！」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另一個管事的人說：「未經我允許，你竟敢講話？」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管秩序的人說：「未經我允許，你竟敢站起來？」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看門的說：「未經我允許，你竟敢出去？」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管啤酒壺的說：「未經我允許，你竟敢倒啤酒？」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蘇美語的老師說：「你竟敢說阿卡德語？」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我的老師說：「你的字很醜！」
然後他就用棍子打我。
古代的抄寫員不但得會讀會寫，還得知道如何查目錄、辭典、日曆、表單和表格。他們得要學習並內化種種編目、檢索和處理資料的技巧，而且這些都和大腦原本內建的機制非常不同。在大腦裡，所有資料都很自由的互相連結。像是我和另一半一起去辦新家抵押貸款的時候，腦海裡就想到我倆一起住的第一個地方，又讓我想到去紐奧良度的蜜月，再想到鱷魚，再想到西方的惡龍，再想到歌劇《 尼布龍根指環》，結果不知不覺就哼起了歌劇裡面齊格飛的主旋律，把銀行職員搞得一頭霧水。
對官僚制度來說，各種資料必須清楚分開。一個抽屜放住宅抵押貸款，一個放結婚證書，第三個放稅務登記，第四個放訴訟案件。否則哪知道該到哪去找？而如果有某件事情同時屬於很多個抽屜（例如華格納的音樂劇究竟該算是「音樂」還是「戲劇」？還是應該另列一類？），可就頭痛了。所以，這些制度總是在不停新增、刪除和重新分配這些抽屜。
為了要讓工作順利，要操作這種抽屜系統的人必須接受訓練，思考的方式不能像一般人，而是得有專業文書和會計人員的樣子。從古至今，我們都知道文書和會計的想法就是有點沒人性，像個文件櫃一樣。但這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他們不這樣想，他們的抽屜就會一片混亂，也就無法為政府、公司或組織提供所需要的服務。
而這也正是文字對人類歷史所造成最重要的影響：它逐漸改變了人類思維和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過去的自由連結、整體思考，已經轉變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了。
幾個世紀過去，官僚制度式的資料處理方式，與人類自然思考方式的差異愈來愈大，重要性也愈來愈高。還不到九世紀的時候，發明了另一種部分表意的文字，讓儲存和處理數字資料的效率一日千里，奠下重要的里程碑。
這種部分表意的文字是由十個符號組成──由0到9這十個符號來代表數字。很容易讓人搞錯的一點在於，雖然這些符號現在稱為阿拉伯數字 ，但其實是印度人發明的。而且，現代阿拉伯人自己還用了一組和西方頗不相同的數字符號系統，就更叫人滿頭霧水了。之所以現在我們會稱為阿拉伯數字，是因為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時，發現了這套實用的計數系統，再加以改良傳到中東、進而傳入歐洲。等到有幾個其他符號加入了阿拉伯數字系統（例如加號、減號、乘號），就成了現代數學記號的基礎。
雖然這整套系統仍然只是部分表意的文字符號，但這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一大重要語言。幾乎所有的國家、企業、組織和機構，不管講的是阿拉伯語、印度語、英語或是挪威語，都必須使用數學記法來記錄及處理資料。只要能將資訊轉成數學記法，儲存、傳播和處理的速度與效率，就能快到令人嘆服。
因此，如果哪個人想影響政府、組織和企業的決策，就必須學會「用數字說話」。而專家也費盡心力，甚至像是「貧窮」、「幸福」和「誠實」這些概念，都能翻譯成一個又一個的數字，成了「貧窮線」、「主觀幸福感程度」、「信用等級」。而像是物理和工程方面，幾乎整個知識領域都快要和人類的口語脫節，而由數學符號獨挑大梁：
近來，數學符號已經帶來另一種更革命性的文字系統──電腦所使用的二進位程式語言，全部只有兩個符號：0與1。就像現在我用鍵盤打到電腦上的所有文字，也都是由0和1的組合所呈現。
文字本來應該是人類意識的僕人，但現在正在反僕為主。電腦並無法理解智人如何書寫、說話、感覺和編織夢想，所以我們現在反而是用一種電腦能夠理解的數字語言，來教導智人如何書寫、說話、感覺和編織夢想。
而且這還沒完。人工智慧的領域還希望能夠完全在電腦二進位的程式語言上，創造一種新的智能。像是科幻電影「駭客任務」或「魔鬼終結者」就都預測：總有一天，這些二進位語言會拋下人性給它們的枷鎖，而人類想要反撲的時候，它就會試圖消滅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