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提過，雖然智人早在十五萬年前就已經出現在東非，但一直要到大約七萬年前，才開始大規模遷徙到其他地區，造成其他人類物種的滅絕。而在先前的幾萬年間，雖然智人的外表已經與我們十分神似、大腦容量也差堪比擬， 但他們與其他人類物種相比，卻占不了任何優勢，也沒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工具，甚至沒什麼特殊表現。
事實上，智人與尼安德塔人的史上第一次衝突，贏家還是尼安德塔人呢！大約十萬年前，有幾群智人率先離開東非，向北遷徙到地中海東部，侵入了尼安德塔人的領土，但是沒能攻下這個領地。他們失敗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人過於強大，可能是由於氣候過於寒冷，也可能是因為對當地的寄生蟲無法適應。不論原因為何，總之智人最後就是黯然離去，而尼安德塔人仍然是中東的霸主。
正因為智人的外在表現實在乏善可陳，讓學者推測，這些智人的大腦內部結構很可能還是與我們不同。雖然看起來和我們一樣，但認知能力（學習、記憶、溝通）卻仍然十分受限。換句話說，想教遠古智人說華語、接受馬克思主義教條、或是明白演化論，應該都是緣木求魚。（不過，就算是我們想要學習他們的語言、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可能也同樣困難無比。）
然而到了七萬年前左右，智人彷彿整個脫胎換骨。大約在那個時候，智人再次從非洲出擊。這一次，他們不只把尼安德塔人和其他人類物種給趕出了中東，甚至還趕出了這個世界。沒多久，智人的領地就到達了歐洲和東亞。大約四萬五千年前，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他們越過了海洋，抵達了從未有人類居住的澳洲大陸。在大約七萬年前到三萬年前之間，智人發明了船、油燈、弓箭，還有想縫製禦寒衣物不可缺少的針。而且，第一項確實能稱為藝術或珠寶的物品，正是出現在這段期間；同時，也有了確切的證據，證明已經出現宗教、商業和社會分層。
大多數研究人員相信，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為智人的認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發展。學者認為，這些造成尼安德塔人滅種、移居澳洲、雕出施泰德獅人雕像的智人，已經和你我同樣聰明、有創意、反應靈敏。如果我們能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藝術家，應當已經可以學習彼此的語言了。我們能夠向他們解釋我們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愛麗絲漫遊奇境》的冒險情節、或是量子物理的複雜理論；而他們也能告訴我們，他們如何看待和理解這個世界。
就是在大約距今七萬年到三萬年前，智人出現了新的思維和溝通方式，這也正是所謂的認知革命 。會發生認知革命的原因為何？我們無從得知。最普遍相信的理論認為，因為某一些偶然的基因突變，改變了智人的大腦內部連結方式，讓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語言來溝通。這次突變，幾乎就像是吃了《聖經》 裡那棵知善惡樹的果實一樣。
為什麼這只發生在智人的DNA、而沒有發生在尼安德塔人的DNA？我們現在只能說，這就是純粹的偶然。這裡比較重要的，並不是突變的原因，而是突變帶來的結果。智人的新語言究竟特別在哪，竟讓我們能夠征服世界 ？
智人的語言並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種語言。每種動物都有著某種語言。就算是蜜蜂或螞蟻這些昆蟲，也有極精密複雜的溝通方式，能夠告知彼此食物所在。甚至，智人的語言也不能說是第一種有聲的語言。因為許多動物，包括所有的猿類和猴類， 都會使用有聲語言。例如，綠猴（green monkey）就有各種不同的喊叫方式，傳達不同的訊息。像是動物學家已經確定，綠猴的某種叫聲代表著「小心！有老鷹！」而只要稍微調整，就會變成「小心！有獅子！」
研究人員把第一種叫聲放給一群綠猴聽的時候，綠猴會立刻停下當時的動作，很恐懼的望向天空。而同一群綠猴聽到第二種叫聲（警告有獅子）的時候，牠們則是立刻衝到樹上。雖然說智人能發出的聲音種類比綠猴多，但鯨和大象也不遑多讓。
愛因斯坦能說的聲音，鸚鵡都能說，而且鸚鵡還能模仿手機鈴聲、摔門聲、還有警笛的尖嘯聲。當然，愛因斯坦有很多地方比鸚鵡強得多，但不論如何，語言這點可是遠遠不及。那麼，究竟人類的語言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最常見的理論，是認為人類語言最為靈活。雖然我們只能發出有限的聲音，但組合起來卻能產生無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涵義。於是，我們就能吸收、儲存和溝通驚人的訊息量，並瞭解我們周遭的世界。綠猴能夠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獅子！」但現代人能夠告訴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彎，她看到有一群獅子正在跟蹤一群野牛。而且，她還能確切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幾條路能夠抵達。有了這些資訊，她的部落成員就能一起討論，該怎麼逼近河邊，把獅子趕走，讓野牛成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種理論，也同意人類語言是溝通、描述這世界的方式；然而語言要傳遞的最重要訊息，不是關於獅子和野牛，而是關於人類自己。我們的語言發展成了一種傳播八卦的工具。根據這一理論，智人主要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社會合作是我們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關鍵。對於每個人來說，光是知道獅子和野牛的下落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裡誰討厭誰、誰跟誰在交往、誰很誠實、誰又是騙子。
就算只是幾十個人，想隨時知道他們之間不斷變動的關係現況，所需要取得並儲存的訊息量就已經十分驚人。（如果是個50人的部落，光是一對一的組合就可能有1,225種，而更複雜的其他社會組合更是難以計數。）雖然所有猿類都對這種社會訊息有濃厚興趣，但牠們並沒有頗有效的八卦方式 。尼安德塔人與最早的智人很可能也有一段時間，沒辦法在背後說彼此的壞話。然而，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處，「說壞話」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大約在七萬年前，現代智人發展出新的語言技能，讓他們能夠八卦達數小時之久 。這下，他們能夠明確得知自己部落裡誰比較可信可靠了，於是部落的規模就能夠擴大，而智人也能夠發展出更緊密、更複雜的合作形式。
這種「八卦理論」聽起來有點扯，但其實有大量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說法。即使到了今天，絕大多數的人際溝通（不論是電子郵件、電話、還是報紙專欄）講的都還是八卦。這對我們來說，真是再自然不過，就好像我們的語言天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生的。
你認為一群歷史教授碰面吃午餐的時候，聊的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嗎？而核物理學家在研討會中場茶敘的時候，講的仍然是夸克？確實有時候如此，但更多時候其實講的都是：有哪個教授逮到老公偷吃、有哪些人想當上系主任或院長，或說又有哪個同事拿研究經費買了一臺Lexus轎車之類。
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壞事。這些嚼舌根的人，正是最早的第四權，就像記者總是在向社會大眾爆料，從而保護民眾免遭欺詐和占便宜。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無論是八卦理論、或是「河邊有隻獅子」的理論，都有大部分屬於事實。然而人類語言真正最獨特的功能，並不在於能夠傳達關於鄰人或獅子的資訊，而是能夠傳達關於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資訊。據我們所知，只有智人能夠表達從來沒有看過、碰過、聽過的事物，而且講得煞有介事。
在認知革命之後，傳說、神話、神、以及宗教也應運而生。不論是人類、或是許多動物，都能大喊： 「小心！有獅子！」但是在認知革命之後，智人就能夠說出：「獅子是我們部落的守護神。」
「討論虛構的事物」 正是智人語言最獨特的功能。
大部分人都會同意：只有智人能夠談論並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還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跟猴子說，只要牠現在把香蕉給你，牠死後就能上到猴子天堂、有吃不完的香蕉，牠還是不會放手。但這有什麼重要？畢竟，虛構的事物可能造成誤導或分心，帶來危險。某甲說要去森林裡找仙女或獨角獸，某乙說要去森林裡採蘑菇或獵鹿，聽起來似乎某甲就是活命機會渺茫。而且，我們都知道時間寶貴，拿來向根本不存在的守護神禱告，豈不是一種浪費？何不把握時間吃飯、睡覺、做愛？
然而，「虛構」這件事的重點不只在於讓人類能夠擁有想像，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夥兒一起想像，編織出種種共同共享的虛構故事，不管是《聖經》的創世故事、澳洲原住民的「夢世紀」，甚至連現代所謂的「國家」其實也是一種想像。這樣的虛構故事賦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讓我們得以集結大批人力、靈活合作。
雖然一群螞蟻、一窩蜜蜂也會合作，但是方式死板，而且只限近親。至於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雖然已經比螞蟻靈活許多，但仍然只能和少數其他十分熟悉的個體合作。智人的合作則是不僅靈活，而且能和無數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會是智人統治世界，螞蟻只能運食我們的剩飯，黑猩猩更被關在動物園和實驗室裡。
黑猩猩可以說是人類的表親，牠們通常是幾十隻生活在一起，形成一個小族群。這些黑猩猩彼此十分親密，會一起打獵、攜手抵抗外面的狒狒、獵豹、或是敵對的黑猩猩。牠們有一種階層式的社會結構，掌權主導的幾乎一定是雄性的首領（alpha male）。首領出現時，其他黑猩猩無論公母都會低下頭、發出呼嚕聲，以展現服從；而這與人向皇帝叩首、高呼萬歲，倒也類似。首領會努力維持手下族群的社會和諧。兩隻黑猩猩吵架的時候，牠會介入，制止暴力。而沒那麼仁慈的一面在於：特別好的食物全部為牠所有，而且牠還會看管著，不讓階級太低的公猩猩與母猩猩交配。
如果兩頭公猩猩要爭奪首領地位，通常會在族群中不分公母、各自尋求支持者，形成團體。團體成員的連結，就在於每天的親密接觸，像是擁抱、撫摸、接吻、理毛、相互幫助。就像人類的候選人在選舉的時候，得到處握握手、親親小嬰兒，如果哪隻黑猩猩想要爭奪首領寶座，也得花上許多時間擁抱、親吻黑猩猩寶寶，還要拍拍牠們的背。
很多時候，公猩猩能坐上首領寶座不是因為身體更強壯，而是因為領導的團體更龐大、也更穩定。至於團體的作用除了爭奪首領位置，更幾乎滲透到日常活動的所有方方面面。同一團體的黑猩猩更常彼此相處、分享食物，並且在碰上麻煩的時候互相幫忙。
以這種方式形成並維持的黑猩猩族群，大小有明確的限度。這種做法要能運作，族群裡每隻黑猩猩都得十分瞭解彼此，如果都沒碰過面、沒打過架、沒互相理過毛，兩隻黑猩猩就不知道能不能互相信賴、對方值不值得幫助，也不知道誰的階層比較高。
在自然情況下，黑猩猩族群一般是由20到50隻黑猩猩組成。而隨著黑猩猩成員數量漸增，社會秩序就會動搖，最後造成族群分裂，有些成員就會離開，另組族群、另覓家園。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曾有動物學家觀察到超過100頭的黑猩猩族群。至於不同的族群之間，不僅很少合作，而且往往還為了領地和食物，打得死去活來。研究人員就曾記錄到，在不同族群之間可能有長時間的對抗，甚至還有一個「種族屠殺」的案例，一群黑猩猩有系統的幾乎殺光了鄰近的另一群黑猩猩。
類似的模式，很有可能也主導了早期各人類物種的社會生活，其中包括遠古的智人。人類也像黑猩猩一樣有著社會本能，讓我們的祖先們能夠形成友誼和階層，共同打獵或戰鬥。然而 ，人類的社會本能也和黑猩猩沒有什麼不同，只適用於比較親近的小團體。等到這個團體過大，社交秩序就會崩壞，使團體分裂。就算有某個山谷特別豐饒，可以養活500個遠古的智人，但他們絕對沒辦法和這麼多不夠熟悉的人和平共處。他們要怎樣才能決定要由誰當首領、能在哪裡打獵、誰又能和誰交配呢？
等到認知革命之後，智人有了八卦的能力，於是部落規模變得更大，也更穩定。然而，八卦也有限制。社會學研究指出，藉由八卦來維持的最大「自然」團體大約是150人。只要超過這個數字，大多數人就無法真正深入瞭解所有成員的生活情形。
即使到了今天，人類的團體還是繼續受到這個神奇的數字影響。只要在150人以下，不論是社群、公司、社會網絡、或是軍事單位，靠著大家都認識、 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夠運作順暢，並不需要定出正式的階層、職稱、規範。 不管是30人的一個排，甚至是100人的一個連，其實只需要一丁點的軍紀來規範，就能靠著人際關係而運作正常。正因如此，在軍隊的某些小單位裡，老兵的權力往往要比士官更大， 士官長的權勢往往又比尉級軍官更大。而如果是一個小型的家族企業，就算沒有董事會、執行長或會計部門，也能經營得有聲有色。
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門檻，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如果是一個師的軍隊，兵數達到萬人，就不能再用帶一個排或一個連的方式來領導。而有許多成功的家族企業，也是因為規模愈來愈大、開始雇用更多人員的時候，就碰上危機，非得徹底重整，才能繼續成長下去。
所以，究竟智人是怎麼跨過這個門檻值，最後創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這裡的祕密很可能就在於虛構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無論是現代國家、中世紀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是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規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繫於某種只存在於集體想像中的虛構故事。例如教會的根基就在於宗教故事。像是兩個天主教徒就算從未謀面，還是能夠一起踏上十字軍東征，或是一起籌措資金蓋起醫院，原因就在於他們同樣相信「神化身為肉體、讓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救贖我們的罪」。所謂的國家也是立基於國家故事。兩名互不認識的塞爾維亞人，只要都相信塞爾維亞的國家主體性、國土、國旗確實存在，就可能冒著生命危險拯救彼此。至於司法制度，也是立基於法律故事。從沒見過對方的兩位律師，還是能同心協力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辯護，只因為他們都相信法律、正義、人權確實存在。（當然，他們也相信律師費這筆錢確實存在。）
然而，以上這些東西，其實都只存在人類自己發明、並互相傳頌的故事裡。除了存在於人類共同的想像之外，這個宇宙中根本沒有神、沒有國家、沒有錢、沒有人權、沒有法律，也沒有正義。
如果我們說「原始人因為相信鬼神，每次月圓會一起聚在營火旁跳舞，於是也鞏固了他們的社會秩序」，這件事人人都覺得不難理解。但我們沒看出來的是，現代社會運作的機制 ，其實還是一模一樣。以現代商業領域為例，商人和律師其實就是法力強大的巫師。不同於過去部落巫師之處，是現代人的故事還更扯。例如寶獅汽車（Peugeot）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從巴黎到雪梨，現在許多汽車、卡車、摩托車的車前蓋上，都有一個很類似施泰德獅人的「寶獅」商標。寶獅汽車是歐洲一家歷史悠久、規模宏大的汽車製造商，起源於法國杜省的瓦朗蒂蓋伊縣（Valentigney），距離施泰德洞穴只有三百公里遠。寶獅一開始只是小型家庭企業，現在已是跨國大企業，全球員工達二十萬人、而且多半完全互不相識。透過這些陌生人極有效率的合作，2008年寶獅製造超過一百五十萬輛汽車，營收約五百五十億歐元。
該以什麼標準，我們才能說寶獅公司（Peugeot SA）確實存在呢？雖然路上有很多寶獅製造的車輛，但顯然這些車輛並不代表公司。就算全世界所有的寶獅汽車同時遭回收、打成廢鐵，寶獅公司也不會消失。寶獅公司還是能繼續製造新的汽車，繼續編寫出新的財務年報。雖然公司有工廠、機器、展示大廳，也雇了技工、會計師和祕書，但就算把這些全部加起來，也不等於就是寶獅公司。即使來了一場災難，讓寶獅公司所有員工全部不幸罹難，毀了所有的裝配線和辦公室，公司還是可以借貸、重新雇用員工、 重新蓋起工廠、重新購買機器。另外，雖然寶獅也有經營團隊和股東，但這些人也不等於公司。就算解散經營團隊，股東也把所有股票售出，公司本身依然存在。
然而，也不是說寶獅公司無堅不摧、不可能摧毀。只要有個法官下令強制公司解散，雖然公司的工廠仍然存在，員工、會計師、經理和股東也繼續活著，但寶獅公司就會消失了。簡單說來，寶獅公司與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什麼實體的連結。那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事實上，寶獅公司只是我們的一個集體想像，這種想像在法律上稱為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像是公司，它不是一個實體物件，我們沒辦法明確指著它。公司是以一種合法個體 （legal entity）的方式存在。這種合法個體就像你我，會受到所在國家法律的管轄，可以開立銀行帳戶、擁有自己的財產，要納稅，也可能獨立於所有股東或員工之外而遭到起訴。
寶獅屬於法律擬制的「有限（責任）公司」。而在這些公司背後的概念，可說是人類一項巧妙無比的發明。在這之前，智人雖然已存在許久，卻一直沒想到這件事。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必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兩條腿、還有個大腦的人類，才能擁有財產。
假設在十三世紀有個法國人尚恩，開了一間馬車製造工作室，那麼他本人就是工作室。如果他賣的馬車才跑了一個星期就壞了，買家心情不好，告的就是尚恩本人。而如果尚恩當初是借了1,000金幣成立工作室，如今挨告、店倒了，他還得要賣掉自己的財產（包括他的房子、他的牛、還有他的土地等等），以償還貸款；甚至孩子都可能會被賣去當奴隸。如果這樣還不足以償還債務，就有可能被國家關進牢裡，或被債主抓去當奴隸。只要是工作室造成的任何責任，他就得要無上限完全承擔。
如果活在那個時代，創業前可能都得思考再三。這種法律規定絕對沒有鼓勵創業的效果，只會讓人不敢投入新業務、承擔經濟風險。畢竟，如果可能搞得自己家破人亡、家徒四壁，這巨大風險和可能的收益相比，哪能說划算？
正因如此，人類才一起想出了「有限公司」這種概念。在法律上，這種公司是獨立的個體，而不等於設立者、投資者或管理者。在過去幾世紀間，這種公司已經成為經濟主流，我們太習慣於這種概念，而忘了這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有限公司」的英文稱為corporation，這點頗為諷刺，因為這個字的語源是corpus（拉丁文的「身體」），而這正是有限公司所沒有的。雖然公司並沒有真正的實體，但在法律上，我們卻將它稱為法人（legal person），好像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般。
在1896年的時候，法國的法律就已經是這麼認定。當時阿爾芒．寶獅（Armand Peugeot）繼承了父母的鐵工廠，做的是彈簧、鋸子和腳踏車，但他決定要跨足汽車業。於是，他成立了一家有限公司。雖然公司的名字和他的姓一樣，但公司並不等於他本人。如果公司做的某部車出了意外，買家可以控告寶獅公司，但沒辦法告到阿爾芒．寶獅本人。如果公司借了幾百萬元而破產了，阿爾芒．寶獅本人一毛也不用付給公司的債主。畢竟，那筆貸款給的對象是寶獅公司，而不是阿爾芒．寶獅這個人。也因為如此，雖然阿爾芒．寶獅已經在1915年去世，但寶獅公司至今仍然生氣勃勃。
所以，究竟阿爾芒．寶獅這個人是怎麼創造出寶獅公司的？其實，這和歷史上許多祭司和巫師創造神魔的方式，殊無二致，而且就算到了現在，許多天主教的教堂每次週日禮拜，也是用這一套法門，來創造出基督的身體。說穿了，就是講故事，再說服聽眾相信這些故事。以神父主持禮拜為例，這裡關鍵的故事就是天主教會所傳頌的基督降生及死亡。根據這個故事，如果天主教神父穿著聖袍，神態莊重的在對的時間說出對的話語，再平凡不過的麵包和葡萄酒，就會變成神的身體和血。神父大聲宣告「Hoc est corpus meum!」（拉丁文的「這是我的身體」），一轉眼，麵包就成了基督的身體。而只要見到神父莊嚴神聖的遵守、完成這些程序，數百萬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會行禮如儀，好像上帝真的現身於這些變得神聖的麵包和葡萄酒之中。
至於對寶獅公司來說，關鍵的故事就是法國的法律制度──這是由法國國會編寫的。根據法國國會的說法，只要經過認證的律師遵守所有適當的禮儀和儀式，在一張印飾得華華麗麗的紙上，寫下種種必須的咒語和誓言，再在文件底端龍飛鳳舞般簽上姓名，就在這一分這一秒，新公司註冊成立！
1896年，阿爾芒．寶獅想開一間自己的公司，於是他雇了一位律師，好完成這些神聖的過程。等到律師正確執行了一切的儀式、宣告所有必要的咒語和誓言，千百萬奉公守法的法國好公民，也就表現得好像寶獅公司確實是存在的實體一般。
然而，要說出有效的故事，其實並不容易。難的點不在於講故事，而在於要讓人相信。於是，歷史上也就不斷圍繞著這個問題打轉：究竟某個人是如何說服數百萬人去相信神、相信民族、或是相信有限公司這些故事 ？
只要把故事說得很成功，就會讓智人擁有巨大的力量，因為這能使得數以百萬計的陌生人合力行事，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想想看，如果我們的語言只能形容一些像是河流、樹林或獅子之類真實存在的事物，要建立國家、教會、或是法律制度，豈不是比登天還難？
多年來，人類已經編織出了極其複雜的故事網路。在這個網路中，像寶獅公司這種擬制的故事不僅存在，而且力量強大。這種透過故事創造的東西，用學術術語來說就稱為「小說」、「假象」、「社會建構」 、或「想像的現實」。然而，所謂想像的現實並不是「謊話」。如果我知道附近的河裡沒有獅子，我卻說有，這叫做謊話。不過，謊話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像是綠猴和黑猩猩也都會說謊。曾有科學家發現，有綠猴在附近沒有獅子的時候，發出了「小心！有獅子」的叫聲，把附近另一隻猴子嚇跑，好獨享某根牠看到的香蕉。
所謂「想像的現實」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只要這項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響世界。施泰德洞穴的藝術家可能真的相信有獅人守護靈的存在。雖然也有些巫師是騙子，但多半都是真誠相信有神與魔的存在。至於億萬富翁，他們多數也是真誠相信世界上有金錢和有限公司。而對於活躍的人權主義者來說，他們也多半真誠相信人權的存在。雖然其實所謂聯合國 、利比亞和人權，都只是我們想像出的概念，但在2011年，我們說聯合國要求利比亞政府尊重其公民的人權，並沒有人會認為這句話是謊言。
從認知革命以來，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種雙重的現實之中。一方面，我們有像是河流、樹木和獅子這種確實存在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像是神、國家和企業這種想像中的現實。隨著時間過去，想像的現實也日益強大；時到今日，河流、樹木和獅子想要生存，有時候還得仰賴神、國家和企業這些想像的現實行行好、放它們一馬。
透過語文創造出想像的現實，就能讓大批互不相識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果還不只如此。正由於大規模的人類合作是以虛構的故事（也就是神話）做為基礎，只要改變所講的故事，就能改變人類合作的方式。
只要在對的情境之下，這些故事就能迅速發生變化。例如在1789年，法國人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相信的故事就從「君權神授」轉成「主權在民」。因此，自從認知革命之後，智人就能依據不斷變化的需求，迅速調整行為。這等於是開啟了一條採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這條總是堵車的道路上。走上這條快速道路之後，智人合作的能力一日千里，很快就遠遠甩掉了其他所有人類和動物物種。
其他同樣具有社會行為的動物，牠們的行為有相當程度都是出於基因。但DNA 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其他因素還包括環境影響以及個體的特殊之處。然而，在特定的環境中，同一物種的動物也傾向於表現出類似的行為模式。一般來說，如果沒有發生基因突變，牠們的社會行為就不會有顯著的改變。
舉例來說，黑猩猩天生就會形成階層井然的團體，由某個雄性首領領導。然而， 巴諾布猿 （bonobo，與黑猩猩同為一屬）的團體就較為平等，而且通常由雌性擔任首領。雌黑猩猩並無法向巴諾布猿這種算是近親的物種學習，發動一場女權主義革命。 相較之下，雄性黑猩猩也不可能召開猩民大會推翻首領，再宣布從現在起所有黑猩猩生而平等。像這樣的劇烈改變，對黑猩猩來說就只有DNA改變，才可能發生。
出於類似的原因，遠古人類也沒有什麼革命性的改變。據我們所知，過去想要改變社會結構、發明新科技、或是移居到新地點，多半是因為基因突變、環境壓力，而不常是因為文化的理由。正因如此，人類才得花上幾十萬年，才走到這一步。兩百萬年前，就是因為基因突變，才讓「直立人」這種新的人類物種出現。 而直立人出現後，也發展出新的石器技術，現在公認為是這個物種的定義特徵。而只要直立人沒有進一步的基因改變，他們的石器也就維持不變，就這樣過了兩百萬年！
相反的，在七萬年前的認知革命之後，雖然智人的基因和環境都沒再發生什麼重大改變，但還是能夠迅速改變行為，並將新的行為方式傳給下一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類社會總會出現不生育的菁英階層，像是天主教的神父、佛教的高僧，還有中國的太監。這些菁英階層雖然手中握有權柄，但卻自願或被迫放棄生育，他們的存在根本就直接牴觸了天擇的最大原則。
看看黑猩猩，牠們的雄性首領無所不用其極，盡可能和所有母猩猩交配，這樣才能讓群體中多數的年輕猩猩，都歸自己所有。但天主教的首領卻是選擇完全禁慾，無子無女。而且，他們禁慾並不是因為環境因素，像是嚴重缺乏食物、嚴重缺少對象等等，也不是因為有了什麼古怪的基因突變。天主教會至今已存在上千年，靠的不是把什麼「禁慾基因」從這位教宗傳到下一位教宗，而是靠著把《新約聖經》和教律所營造出的故事代代相傳。
換句話說，過去遠古人類的行為模式可能維持幾萬年不變，但對現代智人來說，只要十幾二十年，就可能改變整個社會結構、人際交往關係和經濟活動。像是有一位曾住在柏林的老太太，她出生於1900年，總共活了一百歲。她童年的時候，是活在威廉二世的霍亨佐倫王朝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1871-1918）；等她成年，還經歷了威瑪共和（1918-1933）、納粹德國（1933-1945），還有共產主義東德；等到她過世的時候，則是民主統一德國的公民。雖然她的基因從未改變，她卻經歷過了五種非常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
這正是智人成功的關鍵。如果是一對一單挑，尼安德塔人應該能把智人揍扁。但如果是上百人的對立，尼安德塔人就絕無獲勝的可能。尼安德塔人雖然能夠分享關於獅子在哪的資訊，卻大概沒辦法傳頌（和改寫）關於部落守護靈的故事。而一旦沒有這種建構虛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塔人就無法有效大規模合作，也就無法因應快速改變的挑戰，調整社會行為。
雖然我們沒辦法進到尼安德塔人的腦子裡、搞清楚他們的思考方式，但我們還是有些間接證據，證明他們和競爭對手智人之間的認知能力差異與極限。考古學家在歐洲內陸挖掘到三萬年前的智人遺址，有時候會發現來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貝殼。幾乎可以確定，這些貝殼是因為不同智人部落之間的遠距貿易，才傳到了歐陸內部。然而，尼安德塔人的遺址就找不到任何此類貿易的證據，每個部落都只用自己當地的材料，製造出自己的工具。
另一個例子來自南太平洋。在新幾內亞以北的新愛爾蘭島，曾經住著一些智人，他們會使用一種叫做黑曜石的火山玻璃，製造出特別堅硬且尖銳的工具。然而，新愛爾蘭島並不產黑曜石。化驗結果顯示，他們用的黑曜石來自超過四百公里遠的新不列顛島。所以這些島上一定有某些居民是老練的水手，能夠進行長距離的島對島交易。
乍看之下，可能覺得貿易這件事再實際不過，並不需要什麼虛構的故事當作基礎。然而，事實就是所有動物只有智人能夠進行貿易，而所有我們有詳細證據證明存在的貿易網，都明顯以虛構故事為基礎。例如 ，如果沒有信任，就不可能有貿易，而要相信陌生人又是一樁很困難的事。今天之所以能有全球貿易網，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某些虛擬的實體，像是美元、聯邦準備銀行，還有企業行號的商標。而在部落社會裡，如果兩個陌生人想要交易，往往也得先從共同的神明、傳說中的祖先、或圖騰動物，來建立信任。
如果相信這些事的遠古智人，要交易貝殼和黑曜石，順道交易一些資訊應該也十分合理；這樣一來，比起尼安德塔人或其他遠古人類物種，智人就有了更深更廣的知識。
從狩獵技術也能夠看出尼安德塔人和智人的差異。尼安德塔人狩獵時通常是獨自出獵，或是只有一小群人合作。但是智人就發展出需要幾十個人、甚至不同部落合作狩獵的技巧。其中一種特別有效的方法，就是將野馬之類的整個動物群給圍起來，趕進某個狹窄的峽谷，就很容易一網打盡。如果一切計畫順利進行，只要合作一個下午，這幾個部落就能得到上噸的鮮肉、脂肪和獸皮，除了可以飽食一頓，也可以風乾、煙燻或冰凍，留待日後享用。考古學家已經發現多處遺址，都曾運用這種方式屠殺了整個獸群。甚至還有遺址發現了柵欄和障礙物，做為陷阱和屠宰場之用。
我們可以想像，尼安德塔人看到自己過去的獵場成了受智人控制的屠宰場，心裡應該很不是滋味。然而，一旦這兩個物種發生衝突，尼安德塔人的情勢可能不比野馬好到哪去。尼安德塔人可能會用他們傳統的方式來合作，集結50人前往攻擊智人；但創新又靈活的智人卻能集結起500人，同心協力禦敵，於是輸贏早已注定。而且，就算智人輸了第一戰，他們也會快速找出新的策略，在下一戰討回來。
智人發明出了許許多多的想像現實，也因而發展出許許多多的行為模式，而這正是我們所謂「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現，就再也無法停止改變和發展，這些無法阻擋的變化，就構成了我們說的「歷史」或「歷史學」。
於是，認知革命正是歷史學從生物學脫離而獨立存在的起點。在這之前，所有人類的行為都只稱得上是生物學的範疇，也有人喜歡稱為「史前史」（但我傾向避用這個詞彙，因為這種說法暗示了即使在認知革命之前，人類也是自成一格，與其他動物不同） 。認知革命之後，我們要解釋智人的發展，依賴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學理論，而改用歷史敘事。就像是如果要理解為何儒家或共產主義能在中國傳播，光知道基因、荷爾蒙和生物這些知識還不夠，另外也得考慮到各種想法、 圖像和幻想的互動才行。
然而，這並不代表智人從此就不再遵守生物法則。我們仍然是動物，我們的身體、情感和認知能力仍然是由DNA所形塑。而我們的社會建構其實也和尼安德塔人或黑猩猩相同，我們愈深入研究其中的成分（像是種種知覺、情感 、家庭關係），就愈會發現，我們和其他猿類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然而，這只是就個體或家庭的層級來作比較時，才會說沒有太大差異。像是一對一、甚至十對十來作比較的時候，頗令人尷尬的是，人類還真的跟黑猩猩沒什麼兩樣。我們和黑猩猩的不同 ，是要在超過了150人的門檻之後，才開始顯現，而等這個數字到了1,000或2,000，差異就已經是天壤之別。如果我們把幾千隻黑猩猩放到天安門廣場、華爾街、聖彼得大教堂、或是聯合國總部，絕對會亂得一塌糊塗。相較之下，我們智人在這些地方常常有數千數萬人的集會，我們也能參與規模更龐大的貿易網、慶典、政治活動，而且秩序井然；這些活動如果只有幾個人零零星星參與，是絕對做不到的。人類和黑猩猩之間真正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那些虛構的故事，像膠水一樣把千千萬萬的個人、家庭和群體結合在一起。這種膠水，讓我們成了萬物的主宰。
當然，人類還是需要其他技能，像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製造工具，衝擊力還不夠，製造工具之後，還得結合眾人之力才行。 但究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有了配備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然而三萬年前僅只有燧石做的矛？畢竟從那時候到現在，人類生理上製作工具的能力並沒有顯著改變。如果要愛因斯坦和遠古人類比賽狩獵或採集的敏捷靈巧程度，想必遠遠不及。
講到底，我們和遠古人類的不同處，就在於與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術有了大幅提升。遠古要做出一把燧石矛，只要有一個人、靠著幾位親近的朋友提供建議和協助，就能在幾十分鐘內完成。但現代要做出核彈，需要全世界上百萬個互不相識的人互相合作，有的是礦工，得開採位於地底深處的鈾礦，也有的是理論物理學家，要寫出長串的數學公式來描述次原子粒子的交互作用。
講到認知革命之後，生物學和歷史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簡單整理成三點：
第一、基本上，生物學為智人的行為和能力設下了基本限制，像是定出了一個活動範圍，而所有的歷史都在這個範圍之內發生。
第二、然而，這個範圍非常大，能讓智人有各種驚人的發揮空間。因為智人擁有創造虛構故事的能力，就能創造出更多、更複雜的遊戲，代代相傳之下，也就不斷的發展精進。
第三、因此，想瞭解智人的行為，就必須描述人類行為的演化過程。光是考慮人類在生物學上的限制，就像是今天要去播報一場足球世界盃賽事，卻只不斷報導關於球賽場地的資訊，而對球員究竟做了什麼，卻隻字不提。
所以，在這個歷史的活動場域中，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究竟做過什麼事，就十分重要了。據我們所知，三萬兩千年前刻出施泰德獅人雕像的人類，無論是身體、情感和智力，都與我們類似。但他們一早起床是先做什麼？ 他們的早餐和午餐吃些什麼？他們的社會是怎樣？他們也是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嗎？他們有沒有什麼慶典、道德準則、體育競賽和宗教儀式？他們有戰爭嗎？
下一章就像是要從時間的簾幕後方，探頭偷瞧一眼，看看從認知革命後、到農業革命之前，這幾萬年的生活情況。